一個經濟學家28年前關于經濟與廉政的前瞻性文章
張維迎28年前文章論公款消費：導致低工資高物價
自“十八大”召開以來，“堅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精神就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以中央領導人為首也開始踐行節約精神。看得見的情景，是調研的車隊大為減少，會議的陳鋪也不再奢華，春節期間一些高檔飯館的生意跟往年比也蕭條了好多。伴隨習近平主席出訪的彭麗媛更是一身國產品牌而贏得一片贊譽。
據新華社報道，在上海最大水產品批發市場銅川路水產市場，刀魚由2012年最高每斤8千元跌至目前4百元。多位經營者表示：公款吃喝受到遏制，致使刀魚價格暴跌。另外據3月26日《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舌尖上的茶葉也成為厲行節約的對象。數據顯示，浙江、山東、山西等多地都傳出茶葉價格下滑。西湖龍井的收購價5天下跌近60%。另有網友整理出一張“官場消費貶值榜”：三公消費潮退后，高檔酒店下滑30%，裁員減薪關店，門可羅雀；茅臺、飛天價格栽倒在沼澤地里，下滑40%，破千指日可待；明前龍井貶值50%；長江刀魚，價格暴跌到每斤4百元，下滑90%。
上述新聞，傳達出了一條信息，那就是控制公款消費后市場價格有所變化，而對于此現象的經濟學解釋，張維迎教授曾有專門的著述。因為這一現象，不獨今天存在，張維迎教授早在28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論述過這一話題。現張維迎教授特授權《中國企業家》再次將本文予以發表，以饗讀者，希望大家對于這一社會現象有更多的認識。
張維迎的文章如下：
“公家報銷”是我們所熟悉的一個詞。作為一名國家工作人員，我們每個人都享受過“公家報銷”的好處。在個人出錢的場合，我們可能非常注意節省；但只要沾上公家的邊，我們就非常大方。“公家報銷”導致的浪費現象已經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人民群眾對花“公家”的錢毫不心疼的作風十分不滿意。但由“公家報銷”導致的價格扭曲并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在價格改革正全面推開的今天，考察一下“公家報銷”與價格扭曲的關系，也許不是沒有意義的。
從君子蘭價格暴漲說起
前段時間，哈爾濱出現了“君子蘭熱”，君子蘭價格暴漲，一盆君子蘭可以賣到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價格。人們感到奇怪，哈爾濱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不過幾十元，買一盆君子蘭就得幾個月的工資，而除了觀賞以外，目前并未發現君子蘭還有其他使用價值。難道月收入幾十元的普通居民竟有如此的需求沖動？一位記者發現了這個秘密。原來，君子蘭的主要需求者是機關團體。也就是說，君子蘭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公家報銷”人為地抬上去的。這說明：“公家報銷”會導致價格扭曲。
何謂“公家報銷”？
“公家報銷”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個俗詞，它包含著深刻的經濟學語義。這要從“花錢”說起。
按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世界上所有的花錢都可以劃歸為四種方式之一。錢可能是你的，也可能是他的；可能為你花，也可能為他花。這樣二二就四種方式。第一種是你為你花你的錢；第二種是你為他花你的錢；第三種是你為你花他的錢；第四種是你為他花他的錢。
以此來看，個人開支可以劃歸為第一種花錢(如用自己的錢買自己用的東西)或第二種花錢(如為朋友送禮)，而“公家報銷”則屬于第三種或第四種花錢。以公費醫療為例，對病人來說，公費醫療屬于第三種花錢，即“你為你花他(公眾當然包括病人本人在內)的錢”；對醫生來說，公費醫療屬于第四類花錢，即“你為他(病人)花他(公眾)的錢”。在實際生活中，第三種花錢和第四種花錢往往是混在一起的。
花錢的方式不同，其效果也就不同。一般來講，當花錢按第一種進行時，花錢的人既注意省錢又講求效用，即盡量把錢花得合算；當花錢按第二種方式時，花錢的人可能注意省錢但對效用卻關心不夠，如送禮的人往往花錢買些對受禮者并無多少實用價值的東西(難怪禮品往往是耐看不耐用)；當花錢按第三種方式進行時，花錢者往往只講效用不講節約(只要吃得好，管他錢多少)；當花錢按第四種方式進行時，花錢者往往既不講效用也不注意節約。一位企業領導曾讓職工醫院的大夫給他做了一次本無必要的CT檢查(每次180元)，這位大夫后來對別人說：如果讓他(領導)自己出錢的話，他肯定不會做這個檢查。那是180元錢啊。但我們同樣可以問問這位大夫：如果讓你替他付錢，你會為他做這種檢查嗎？
價格扭曲是如何發生的？
所謂價格扭曲，是指實際價格結構偏離均衡價格結構。均衡價格結構是指在競爭的市場上由供求雙方共同作用形成的這樣一種價格結構：從供給角度看，這種價格結構反映生產商品的相對成本，從而保證了生產者利潤的最大化；從需求角度看，這種價格結構反映商品對消費者的相對效用，從而保證了消費者滿足程度的最大化。如果供求雙方中有任何一方被扭曲，價格就會偏離均衡價格。“公家報銷”對價格的扭曲主要是通過扭曲需求造成的。
價格結構反映商品對消費者的相對效用有兩個基本的前提條件：第一，需求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即支出預算約束)，如我們每個人支出不能超過我們的收入(包括借款在內)；第二，需求者以追求效用(滿足)最大化為目標。就我們每個人來講，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永無止境的需要，我們要吃、要穿、要住、要行、要玩，以這每一方面，我們當然希望多多益善。但是，我們的收入限制著我們需求，我們不可能每個方面都“多”，增加這方面的支出就要相應壓縮他方面的支出，因此，我們只能在各種需求中進行權衡比較：多吃點少穿點還是多穿點少吃點？所謂消費選擇，就是要在滿足收入約束的條件下求得需求的最大滿足。
如果一個人的收入約束是嚴格的，他的需求偏好函數也是既定的，那么，他的支出結構就決定于價格結構，就是說，需求結構與價格結構之間有一種函數關系。如果每個人的支出都受到收入的嚴格約束，如果每個人都在追求需求的最大滿足，那么，由此形成的市場需求結構就對應著特定的價格結構，這個價格結構恰反映社會消費偏好。人為地改變這種價格結構，就會使消費者把需求由價格偏高的商品轉向價格偏低的商品，從而造成前者的積壓和后者的供不應求。如果不想長期維持這種狀況，價格就必須恢復到它原來的水平。這就是我們說的均衡價格結構(這里我們沒有考慮供給的扭曲)。
如果支出不是來源于個人收入，而是由“公家報銷”，那么，正常需求的兩個前提條件就難以滿足：第一，支出預算約束會軟化(個人的收入是固定的，而公家的錢則往往是可以追加的)；第二，花錢的人未必追求最大效用(如“你為他花他的錢”)。只要這兩個后果有一個發生，需求與價格之聞的函數關系就不復存在。與這種需求相對應的價格結構就脫離社會的消費偏好函數。某商品漲價肯定會趕走一部分個人消費者或使個人購買量減少，但公家報銷的購量卻往往靠追加支出而維持不變甚至還會增加。哈爾濱君子蘭價格漲到幾百元竟沒有嚇走購買者，一個重要原因是買者(機關團體)的支出預算約束太軟，也不講實用價值。如果讓當事人用自己的錢買來自己用，那么，第一，他可能根本拿不出這么多錢來；第二，即使有錢也感到不劃算，所以，這種行情是難以維持的。個人買東西首先是問價格，而公家買東西首先是能不能開發票(相比之下，價格高低倒是次要的)。
“公家報銷”對價格的扭曲是連鎖的。如果住宿費可以提高，那就會由此派生出對彩電的需求、空調器的需求、地毯的需求、冰箱的需求，等等，從而帶動這些商品的價格上漲；所以，究竟是因為服務標準提高而引起服務收費提高，還是由于服務收費(可以)提高而引起服務標準提高，恐怕是一個難以說清的問題。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如果把出差費發給個人包干使用，十元以上的床位恐怕就很少有人問津(外國人除外)，一大批彩電就可以搬到商店，買彩電的隊伍可能大大縮編。
“公家報銷”的通貨膨脹效應和收入分配效應
“公家報銷”不僅扭曲相對價格，而且引起物價總水平的上漲。這主要產生于兩個原因。第一，“公家報銷”往往引起預算支出增加，成為導致財政赤字、社會總需求膨脹，從而帶動價格全面上漲的重要原因。有人說去年行政費支出增加是由于物價上漲造成的，這話也許只有一半正確性。實際情況也可能是，物價的上漲有一部分是由于行政費用增加引起的。第二，即使沒有財政赤字，不發生名義總需求膨脹，由于價格結構被扭曲，造成一部分商品供應相對緊張，導致排隊以及票證等準貨幣的出現(即票證充當貨幣)，從而使貨幣實際上貶值，這同樣是一種通貨膨脹。
“公家報銷”還引起收入的再分配。第一，作為“公家”的錢，來自全社會，可以說是人人有股、人人都是“他”。但是，不同的人享受“公家報銷”的機會大不相同。兩個名義工資相等的人，一個靠“公家報銷”一年享受的東西，另一個沒有“公家報銷”機會的人恐怕三年也享受不到。第二，不同的人消費構成不同，無論價格結構的扭曲還是物價總水平的上升，都會引起收入的再分配。
我寫這篇短文，絕非主張取消“公家報銷”，因為“公家報銷”并不是全都不對，而且只要有社會，就會有團體，就會有國家，就少不了有“公家報銷”。何況，在一些特殊商品上，公家報銷也有它特殊的好處。我只想告訴人們，“公家報銷”的代價是巨大的，作為花錢的一種辦法，盡量少用。對每一個公民來說，只要自己能直接花的錢，就不要讓別人代替自己花；對政府來講，要盡量把第三、四種花錢轉變為第一、二種花錢，這樣于國于民都有利。
我寫這篇短文，也絕非想把目前的價格扭曲歸罪于“公家報銷”。事實上，“公家報銷”只是價格扭曲的原因之一。但我認為，為了確保價格改革的順利進行，改革時期應盡量縮小“公家報銷”的范圍，嚴格控制行政支出和社會集團購買力。如不卡住“公家報銷”這一頭，價格放開也難以合理，還會導致低工資高物價的局面。
*本文發表于《經濟日報》1985年7月6日第一版，原題：“公家報銷”與價格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