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衛健委的一則通知，為非公立醫療機構戴上了“緊箍咒”。
按照衛健委在《關于開展醫療服務多元化監管工作的通知》中的部署，將美容醫療機構、非公立醫療機構等納入多元化監管，除了落實執業主體責任、推進行業組織自律，還特意提及了創新監管手段和社會監督。長期游離于監管主流視線外的非公立醫療，有望被推向強化監管的軌道。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非公立醫療機構都扮演著“中性”角色：一面是對國內醫療資源的有效補充，在看病難、掛號難、咨詢難等痛點的制約下，越來越多的病患流進非公立醫療機構；一面是從業者的“摸黑”前行，單單是醫保資質就掙扎了近十個年頭，資本市場的態度也忽冷忽熱。
當監管的棋子落向非公立醫療，將在行業中產生什么樣的化學反應？
從1980年允許組織掛靠的社會辦醫，到2007年開始鼓勵社會辦醫，非公立醫療的萌芽期不可謂不漫長。特別是近十年的時間里，非公立醫療終于走向了崛起之路，卻也滋生了諸多的亂象。
比如屢禁不止的“騙�！碧茁贰�
2020年12月，安徽省太和縣的“騙�！卑讣黄毓�，東方醫院、和美醫院、普濟中醫院在內的民營醫院觸碰“騙保紅線”，通過偽造病歷、降低入院標準、違規用藥、過度治療、超標準收費等方式騙取醫�；�。
根據新京報等媒體的報道，當地的“騙保”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有中介以免費體檢、保養身體為由用專車搜羅老人送往醫院，醫生和醫院通過“量身定做”的假病歷、“免費”治療等套路安排無病或輕癥老人住院。
再比如經營模式的惡性循環。
非公立醫療機構的不規范，直接削弱了社會公信力，結果就是非公立醫療機構的污名化。然而一些民營醫院并未選擇回歸醫療本質，試圖以“短平快“的思維改善營收，陷入了經營上的惡性循環。
典型的例子就是莆田系醫院，一邊通過競價排名、微商拉客等方式獲客，單個客戶的成本高達1000元以上；一面通過多種方式提升客單價，醫療費用動輒高達幾千元，進一步加劇了行業的污名化。
騙保、醫托、污名化等行業沉疴的背后，暴露的恰恰是監管機制的不足。
像安徽省太和縣這樣的縣級醫保部門，工作人員最多只有六七個人，卻要管理幾十家醫療機構，所謂的監管也只是查看病例和財務狀況，一些機構還會百般阻撓。在缺少部門聯動、社會監督的局面下，醫療監管可謂困難重重。
然而在當前的醫療資源分配中，非公立醫療又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截止到2019年末，國內公立醫院的數量為11930家，民營醫院的數量為22424家，占比已經達到65.27%。同時“健康中國行動”已經給出了醫療體系改革的方向，正大力推進“以治病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轉變。在公立醫院普遍被詬病掛號排隊長、診療等候時間長、來回往返次數多的局面下，需要以分級診療的形式由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承擔不同疾病的治療，非公立醫療可以說是公立醫療的重要補充。
多元化監管力量的介入，無疑是幫助非公立醫療機構逐漸擺脫污名化，走向健康商業模式的必然選擇。
衛健委的多元化監管絕非臨時起意，早在2018年國務院就給出了完善醫療衛生行業綜合監管制度的指導意見，在部分地區開展了醫療服務多元化監管試點，并在北京、深圳等地積累了前期經驗。
比較有參考價值的就有“深圳模式”。
2019年，深圳市入選“促進診所發展”試點城市，作為深圳智慧城市建設方的平安智慧城市，擔綱了建設“深圳市診所服務監管一體化平臺”的工作。結合資質掛靠、虛假診斷、小病大治、收費高企、管理落后等非公立醫療的常見問題，平安智慧城市覆蓋事前、事中、事后的立體化監管方案。
事前監管集中在資質準入信息的智能審核，包括資質登記是否完整、證照是否過期、醫生的執業資質以及藥品、耗材、設備的基本信息和出入庫情況；事中監管是對高風險醫療行為的實時監控，涵蓋醫生在崗情況、電子處方、抗菌用藥、靜脈輸液、超額收費等等；事后監管依托AI智能畫像鎖定高風險項目，譬如輸出AI監管報告對低分違規機構進行篩選、將異常預警信息智能推送給審核機構，以及對信訪內容進行智能分析。
確認了監管的范疇后，平安智慧城市打造了信息化的診所服務平臺，根據全科、中醫、口腔等不同類型診所的醫生、護士、藥房，將預約登記、病歷處方、結賬收費、藥品管理、隨訪咨詢、數據報表等工作全面信息化，并通過數字化運營、患者的跟蹤和回訪，全方位提升了診所的管理效率和患者滿意度。比如執業醫師需要刷臉驗證后方可給患者開藥，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幫助規避了無證執業的現象。
截止到2020年10月份，“深圳市診所服務監管一體化平臺”已經在深圳5個區落地，覆蓋了2000多名醫師，累計監管100多萬人次診療，監管電子處方近3萬張，對衛生監管人員進行了6000多次智能預警，促成近3000次診所整改。
同時平安智慧城市還將“深圳經驗”用于廣東省診所疫情哨點監測平臺和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的建設，前者在短時間內覆蓋了廣東全省的診所，讓診所化身為疫情防控的前沿“哨兵”；后者全面對接了珠海市的醫院、疾控中心、120急救中心、核酸檢測等監測渠道，可以精準查詢全市的疫情狀況，以提升應急資源的動態跟蹤和高效調配能力。
誠如衛健委在“通知”中對創新監管手段的要求，相比于傳統的監管機制，智能化的監管正在滲透到醫療的細枝末節。
“深圳模式”的啟示價值在于：監管的目的并非是為了給非公醫療機構套上枷鎖，而是為了加速國內醫療服務的良性運轉，幫助非公立醫療走出污名化的困境，找到可持續的、有前景的增長路徑。
可以驗證的是眼科領域。
2003年前后，在嚴打“院中院”的風波中，不少非公立眼科醫院開始獨立運作。由于眼科醫保支付的占比較低，患者的消費屬性強且看重服務體驗，迅速跑出了愛爾眼科、希瑪眼科等上市企業。盡管2018年監管對眼科在內的非公立醫療逐步加強，并沒有制約民營眼科醫療服務的增長，過去五年的復合增速達到9.7%，愛爾眼科等頭部企業甚至實現了33%的復合增長，遠高于同期的公立醫院。
也就是說，非公立醫療機構的出路不在于灰色產業，正確的選擇的是跳出固有的思維模式進行轉型升級。至少在平安智慧城市的“深圳模式”中，已經可以看到兩個有利于非公立醫療機構走出困境的利好：
一是幫助非公立醫療機構提升運營效率。
平安智慧城市的“深圳模式”中隱藏了許多彩蛋，幫助相關部門創新監管手段的同時，也在加速非公立醫療機構的智能化改造。比如針對非公醫療機構打造的“智能知識庫”，有利于提升醫生的診療水平；再比如“平安智慧醫療眼部OCT篩查系統”未來希望能引入到社區診所中，不僅將提高檢測的準確率，還將能把醫生從瑣碎的機械式工作中解放出來......
二是幫助非公立醫療機構重建信任體系。
國內對非公醫療監管的趨嚴將是不可逆的趨勢，逐步在準入、服務、醫保、廣告等多個層面進行規范。但從另一個維度來看，非公立醫療機構的診療、醫藥、資質審核等環節被納入監管范疇，通過規范化運營重建信任體系。倘若患者可以在就診前對醫院進行系統的了解，事后可以及時維權申訴，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患者原先的負面印象。
歸根結底，非公立醫療機構的價值不應該被忽略，就像在一年多前的那場戰疫中，武漢市的漢陽醫院、普仁醫院、亞心總醫院等非公立醫療機構同樣被征用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不過“高質量發展”已經是非公立醫療必須面對的新課題，也是監管介入的初衷。
醫療和商業不應該是一對矛盾體，醫療商業化的本身就是為了提高效率。當監管的意志越來越堅定，非公立醫療機構需要重新思考醫療的本質。
衛生部統計的年鑒數據顯示，目前國內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2%，但醫療衛生資源的占比僅為世界的2%。
龐大的差距背后，國內的醫療服務還有很多課要補，非公立醫療機構機構的崛起注定不會終止，乃至不排除政策資源進一步向民營醫院傾斜的可能。一切的前提是補齊監管上的短板，為醫療行業打造向陽而生的外部環境。
諸如“深圳模式”這樣的有益嘗試，應該在越來越多的地區落地、生根、發芽、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