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降薪裁員潮中，這些美妝精英依然身價見漲。
2022開年，隨著各大上市公司財報的披露，除了備受關注的業績數字外，高管的薪酬水平也浮出水面，引發火熱討論。前不久，蘋果公司就因其CEO庫克高昂的薪酬，遭到機構股東一致反對，成為財經圈的熱門話題。
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到人，新視角和新問題出現了——為什么高管薪酬和公司業績不直接掛鉤？美妝集團如何給高管發年薪，從而正面影響公司績效？又怎么通過薪酬水平的調整，有效激勵高管為股東利益和公司全局行事？
帶著這些問題，《未來跡FutureBeauty》深扒11家跨國美妝集團的CEO薪酬，以探討圈內頂級“打工人”的財富與自由。
首先讓我們來看這11家跨國美妝公司CEO的年度薪酬水平：
全球CEO薪酬排名表
這些數據究竟透露出哪些美妝行業打工密碼？為什么是他們的年薪高居榜首？
站在打工人金字塔尖，雅詩蘭黛CEO傅懿德收入“封神”
顯而易見，雅詩蘭黛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傅懿德（Fabrizio Freda）以181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1億元）年薪，成為行業內當之無愧的“打工皇帝”。同期集團營收為162.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053.36億），同比增長13%。
雅詩蘭黛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傅懿德（Fabrizio Freda）
其實早在幾年前，傅懿德（Fabrizio Freda）就已經站上圈內薪酬的金字塔頂端。紐約時報聯合行政薪酬數據公司Equilar發布的一份“2018年全美最高薪CEO排行榜”顯示，在200位包括科技、地產、金融、能源等十大行業CEO中，他以時約3.3億元人民幣年薪，成為唯一入選前十的美妝集團高管。而3年過去，這個數字又增長了24%。
據公開信息，傅懿德（Fabrizio Freda）于2008年加入雅詩蘭黛集團擔任總裁和COO，此前曾在寶潔擔任過數十年的高管。2009年他被蘭黛家族第三代繼承人威廉·蘭黛任命為雅詩蘭黛集團CEO，不負所望地啟動了削減成本、開拓海外市場的一系列戰略，并主導了GLAMGLOW、Becca、Too Faced等品牌的收購案，將雅詩蘭黛這一家族控股的巨頭企業帶入全球頂尖美妝企業行業。而蘭黛家族也極為倚重這位CEO，不僅發高薪，還多次獎勵股權。2018年雅詩蘭黛中國官方公眾號還特別發喜報，稱傅懿德（Fabrizio Freda）入選美國財經雜志《巴倫周刊》公布的2018年30位“全球最佳CEO”名單，且強調他是唯一上榜的日化美妝類企業CEO。
疫情年之后，雅詩蘭黛集團2021財年的業績數字證明了這位穩健CEO的超強操盤能力。在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一個美股財年中，集團凈銷售額為162.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053.36億），同比增長13%。且銷售和盈利能力都顯著超過 2019 財年，包括主力品牌雅詩蘭黛、海藍之謎和倩碧的8個品牌錄得雙位數增長，管理層亦表示對2022財年充滿信心。
公司體量越大年薪越高，但也不盡然
總體來講，公司體量越大，高管年薪水平越高。
在2021財年中，全球第一梯隊的美妝日化集團體量排名并沒有大變化，前五仍然是是寶潔（4918億元人民幣）、聯合利華（3796億元人民幣）、歐萊雅（2251億元人民幣）、雅詩蘭黛（1054億元人民幣）、資生堂（570億元人民幣）。
與此對應，除了上文所述“打工皇帝”傅懿德（Fabrizio Freda）之外，寶潔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大衛·泰勒（David S. Taylor）年薪也高達761萬美元（約合1.5億元人民幣），聯合利華首席執行官艾倫·喬普（Alan Jope）在2020年的年薪達到524萬歐元（約合2417萬元人民幣），絕對是都屬于高薪“白金領”。另外，于去年5月正式履新的第六任歐萊雅全球CEO葉鴻慕（Nicolas Hieronimus）的年薪也超過兩千萬元人民幣。這說明，能發得起高薪，歸根結底是因為公司家大業大。
寶潔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大衛·泰勒（David S. Taylor）
《未來跡FutureBeauty》注意到，歐萊雅集團在高管薪酬績效評估標準規定中指出，如果CEO績效超過目標，最高可達到固定薪酬的120%。最新財報顯示，歐萊雅集團CEO葉鴻慕（Nicolas Hieronimus）帶領下的年度績效評估中，他為集團贏得322.8億歐元（約合人民幣2251億元）銷售額（較上年增長16.1%）以及61.6億歐元（約合人民幣424億元）營業利潤，較上年增長18.3%。
因此，葉鴻慕（Nicolas Hieronimus）年度薪酬的可變部分達標率被評定為116.45%，在一眾美妝集團中已屬較高水平，這為他帶來155萬歐元（約合人民幣1067萬元）的可變薪酬，加上20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1376萬元）固定薪酬，年薪共計高達355萬歐元（約合人民幣2443萬元）。
值得一提的是，葉鴻慕（Nicolas Hieronimus）從去年5月1日才正式履新，這意味著在2022財年，其薪酬仍有較大上升空間。
歐萊雅集團首席執行官 葉鴻慕（Nicolas Hieronimus）
不過，也有一些高管薪酬和公司業績并不直接掛鉤，這得看公司本身的薪酬機制。比如，前述歐萊雅雖然公司整體規模長期領跑美妝行業，但CEO葉鴻慕（Nicolas Hieronimus）的收入遠不及雅詩蘭黛傅懿德（Fabrizio Freda），也排在了科蒂集團首席執行官Sue Y. Nabi之后。
公開財報顯示，Sue Y. Nabi服務的科蒂公司，在2021財年中共賣出46.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00億元），同比下滑1.9%，但開給 Sue Y. Nabi的年薪達50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3482萬元），僅次于雅詩蘭黛傅懿德（Fabrizio Freda）和公司規模超4000億人民幣的寶潔CEO 大衛泰勒David S. Taylor。
值得一提的是， Sue Y. Nabi于2020年9月正式履新，而當時科蒂集團已深陷虧損泥潭5年之久，科蒂集團董事會對這位臨危受命空降的新任CEO寄予厚望。
雖然在2021財年仍未扭轉虧損局面，但Sue Y. Nabi通過加強高端品牌，以及剝離Wella公司業務等舉措，讓集團財務狀況得到很大改善。2021財年中，科蒂的凈虧損縮減至1.66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0.8億元），同比收窄80%以上。
科蒂集團首席執行官 Sue Y. Nabi
而在科蒂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最新半年財務報表中，Sue Y. Nabi不負眾望讓集團業績扭虧，期內集團營收額100.39億元，同比增長12%，凈利潤約12.02億元，比上年的凈虧損2.53億元大大改善。
在2021年最后一季度中，中國市場的強勁表現以及旅游零售復蘇的推動讓科蒂亞太地區錄得增長。此外包括Burberry、Gucci、Marc Jacobs和Chloe等品牌的高端美妝部門增勢強勁，凈收入為1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4億元），占科蒂銷售額的64%，比上年增長12%。就彩妝品牌而言，Gucci、Kylie 等時尚彩妝品牌的其銷售額在Q2幾乎翻了一番。
業績低迷生意難做，也有人升職漲薪
即使公司業績下滑，高管年薪通過內部晉升也有可能大幅增長。
比如歐舒丹集團CEO 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其年薪同比上一個財年增長42%至68.2萬歐元（約合人民幣475萬元）。
單就集團業績而言，歐舒丹在過去一財年的表現相對低迷，年銷售15.38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18.27億元），同比下降6.5%。為了調整“止血”，應對疫情帶來的線下降溫，歐舒丹全年大幅關閉了796家零售網點、自營門店以及旅游零售、分銷及特許經營點。與此同時亦削減研發開支和員工福利。
實際上，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的漲薪與其去年的升職直接相關。2021年9月16日，他正式接替Reinold Geiger出任歐舒丹集團首席執行官。
歐舒丹集團首席執行官 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
據了解，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自1995年起負責歐舒丹在亞太區的業務，至2021年中期，中國市場已經成為歐舒丹的全球第一大市場，于2021年4月1日至于2021年6月30日錄得4.3億人民幣銷售額，占集團全球市場份額的16.8%。就在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上任后3個月，歐舒丹旗下英國高端護膚品牌艾麗美ELEMIS在中國上海國金中心開出第一家精品概念店。
這也正解釋了他的升職——給亞太區負責人升職加薪，將更多品牌從線上線下各種渠道導入中國市場，從人事到策略，歐舒丹正期待中國市場給其帶來全新的增長動力。
疫情沖擊下，高管薪酬不確定性在增加
在疫情繼續影響全球生意的大背景下，美妝集團紛紛維持減薪計劃，高管們更得靠“沖”業績維持年薪。
公開資料顯示，為了面對疫情帶來的沖擊，雅詩蘭黛、資生堂、拜爾斯道夫、LVMH等集團紛紛在2020年間提出高管降薪計劃，降低高管們的固定工資。其中資生堂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魚谷雅彥每月工資下降30%，拜爾斯道夫執行委員會成員放棄固定基本薪酬的20%，歐萊雅葉鴻慕（Nicolas Hieronimus）的固定薪酬部分也比前任CEO下滑了10%。
資生堂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魚谷雅彥
一方面要對抗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也不能讓“降薪”打擊CEO們的積極性。因此在降低固定薪資的同時，一些集團也增加了可變薪酬激勵。簡單來說，在不穩定的大環境下，高管們薪酬的不穩定性也增加了。
比如雅詩蘭黛在2021年3月授予傅懿德（Fabrizio Freda）一項價值40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億元）的長期（非年度）股權獎勵，但這些基礎股份要等到2025財年結束后才會全部交付。聯合利華則在最新的薪酬政策中將CEO和CFO的最高可變薪酬下調了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