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商專欄：有報道稱：2018年8月27日，昆山寶馬男被白衣哥反殺；8月27日至8月3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對《電子商務法》（草案)進行四審，四審稿計劃將電商平臺的安全審核義務從承擔“連帶責任”改為“補充責任”。

白衣哥反殺寶馬男所引發的討論，折射出民眾對“正當防衛”的渴望。

電商立法從“連帶責任”改為“補充責任”，則引發了人們對“立法公正”的擔憂。

媒體有文報道（軍情觀察：《政法大學教授：電動車主符合“無限防衛”規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刑法學專家阮齊林說，“我認為，電動車主的防衛的時機是合適的，也沒有超過必須的限度”。我認為，這才是專業的法律教授和良心教授。

文章還寫道：“對一起侵害行為的認定，對是否構成正當防衛的判斷，必須堅持一個原則，支持正義反對不正義，一定要講是非曲直。不能只根據后果分析問題，不能因為后果是造成了死亡，就認定死亡一方是受害人，另一方是加害人。”我認為：電商立法，也必須堅持一個基本原則，支持賣真貨反對賣假貨。立法要有利于弘揚“誠信經營，貨真價實”的零售精神。

（1）電商也應該像20多年前實體零售商那樣“先行”承擔“直接責任”。

在部分城市，如上海，早20多年前就開始實施“零售商業企業商品質量先行負責制”（《上海市商業零售企業商品質量先行負責制暫行辦法》，上海市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1994.9.1起執行）。先行負責制的基本要求是：商品售出后，如有商品質量問題，銷售者應按照“誰銷售、誰負責”的原則，對售出有問題的商品首先向消費者承擔責任，然后再向責任方或商品供貨方追償。走向法治國家的腳步越來越清晰的中國，難道連20多年前實體零售商已經開始實施的銷售制度都不能以法律的名義確定下來？卻要以法律的名義免除或減輕本來就應該由電商平臺來承擔的責任？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4條也規定了網購平臺“先行賠付”的規則：“消費者通過網絡交易平臺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或者服務者要求賠償。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不能提供銷售者或者服務者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系方式的，消費者也可以向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要求賠償。”

（2）依據《立法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依法審議修改《電商法》（草案）。

《立法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法律案有關問題存在重大意見分歧或者涉及利益關系重大調整，需要進行聽證的，應當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基層和群體代表、部門、人民團體、專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聽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如今，“連帶責任”還是“補充責任”問題已經引發“重大意見分歧”，應當召開聽證會，聽取各個方面的意見，

（3）立法者要有“公民意識”。

公民納稅實際上是聘請政府，把自己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委托給政府，為自己服務或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公民有權知道消費真相，如果監管部門對商品安全問題視而不見，見而不管，管而不戒，那就是失職。當前有些法規都規定了違法的罰款金額，但對消費者的賠償或懲罰性賠償，還需要“消費者的要求”，意思就是說，如果消費者不知情或不要求，就可以不賠。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七章（法律責任）第五十五條是這樣規定的：“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濫用罰款，而作為主體的公民權益得不到保證，這是最大的問題。損失賠償與懲罰性賠償，可以按照罰款的一定比例由政府主持公道，給付消費者。

（4）對經營者“無良行為”的處罰，與結果如何應該分開評判。

我國有關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立法，常常有類似“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這樣的限定條件。那么，如果沒有損害，不管經營者是否實施了違法行為，是不是就可以“免除責任”？經營者是否受到處罰？與經營者自身的行為是否合法直接相關，而與消費者是否受到損害，是兩碼事。即使沒有受到損害，經營者實際上實施了“不合法行為”，也理應受到處罰。如今的《電商法》草案四審稿也有類似的規定：“對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務，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對平臺內經營者的資質資格未盡到審核義務，或者對消費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依法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難道與“對生命健康無關的商品或者服務”就不需要承擔審核義務？怎么才能判定是“對生命健康無關或有關”？“傾向性立法”是立法的一種主張，但這種主張只用于保護弱者或消費者的權益。如《消法》，有“消費者的權利”（第二章），卻沒有“消費者的義務”，有“經營者的義務”（第三章），卻沒有“經營者的權利”。這就是“傾向性立法”的表現。如今正在審議的《電商法》（草案）也是“傾向性立法”，但似乎是一種顛覆消費者利益的“反傾向性立法”。

有人認為：

（1）電商平臺本質上是服務商，而不是零售商。但有“零售商”反駁：零售商本質上也是平臺商，出租柜臺，或收租金，或收扣點，但租賃場地的商家犯了事，你照樣得承擔“連帶責任”“直接責任”“最終責任”。

（2）有人又說：平臺商與經營者的發票都不一樣，購物中心與百貨商場的責任就不一樣。“零售商”說：一樣一樣的。

對我這個問題，我補充兩個觀點：

（1）從國外來情況說，很多實體店都是連鎖店，連鎖店大部分是加盟店（尤其是餐飲、便利店、酒店等）。加盟的麥當勞餐廳所開出的發票就與麥當勞公司的發票不一樣。但是，一旦麥當勞加盟店出事，麥當勞總部要不要承擔相應“連帶責任”?加盟店被判罰錢或向顧客賠償，如果拿不出錢來，誰來賠？“最終責任”誰來承擔？麥當勞總部。20多年前，美國就有過這方面的案例。特許連鎖店在法律上是獨立的經營單位，通過營業登記和經營權轉讓合同而成立，但是，如果特許連鎖店與外界發生民事糾紛，當賠償數額超過其支付能力時，特許經營公司往往也承擔連帶的經濟責任。在美國，當顧客在商店受到傷害或損失時，他既可以告商店，也可以告總公司。雖然主要責任在商店，但法庭往往裁決總公司有責任。例如，美國新澤西州一婦女在麥當勞特許連鎖店就餐時，因熱咖啡灑在身上而導致三度燒傷，事后她向法院提出索賠額高達260萬美元的訴訟狀，最后法官裁決由麥當勞公司向該婦女賠償64.3萬美元(該案例來自美國芝加哥實地采訪）。總公司雖然對特許連鎖店有多方面的管制，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完全避免被起訴。

（2）從國內情況來說，前述的“先行負責”已經成為一個法律要求，如果“購物中心”可以逃避相應的“連帶責任”，那是他們的“法律意識”太淡薄，是他們的“合規工作”做得太不合規，與“責任差異”一點關系都沒有。

因此我認為：

（1）電商要不要承擔“連帶責任”？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問題，不僅要承擔“連帶責任”，更應依法承擔“直接責任”與“最終責任”，在你的平臺上售賣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如果沒有人來擔當，最終都要由你自己來擔當，這與自營業務還是平臺業務，毫無關系。

（2）賣假貨、坑蒙拐騙、欺行霸市等無良行為，線上線下都有，應該一視同仁，平等立法，不能有偏廢，傾向性立法要用于“正途”，應用于消費者，不要應用于“線上線下”，線上不一定代表“現代或先進”，下線不一定代表“傳統或落后”，你看“商品質量先行負責制”在實體企業，至少已經實施了24年，如今已經走到“國際化”“智能化”“人性化”的電商，卻輕描淡寫地給他們一個“補充責任”！這是進步還是倒退？這是保護誰的利益？為誰立法？業內人一看就明白。

（3）什么事情都要講客觀條件，得盈科而進，循序漸進，立法也是如此。但是，這里有三條規則不能不堅持：第一，高位法優先適用規則。如《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一條。（《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臺提供者未對入網食品經營者進行實名登記、審查許可證，或者未履行報告、停止提供網絡交易平臺服務等義務的……；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應當與食品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第二，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在消費升級，消費者對品質追求越來越高的當下，應該出臺更有益于消費者的法律法規，而不是去“保護”不應該保護的“企業集團”的利益，或讓他們降低“違法成本”，或對違法行為采取高度容忍的態度。第三，公平競爭規則。法律的完善要有利于公平競爭，電商企業不應該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作者系聯商高級顧問團主任、上海商學院教授周勇，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