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們談到現代公司富可敵國。但是，你可能還會納悶，難道歷史上就沒有富可敵國的商業組織嗎？為什么中國過去沒有很厲害的企業呢？如果過去有成功的，那么，那些企業又是靠什么成功的呢？我們希望通過回答這些問題，來幫助投資者區分今天的公司、挑選靠得住的投資標的。

據統計，截至2012年，在日本，存續超過100年以上的“長壽企業”有2.1萬家。歷史超過200年的企業有3146家，為全球最多，更有7家企業歷史超過了1000年。排在世界最古老企業前三位的都是日本企業。超過200年歷史的長壽企業在歐洲也不少，德國有837家，222家在荷蘭，還有196家在法國。就連僅有200多年歷史的美國，百年家族企業也達到1100家。

而在中國，超過150年歷史的老店不多，包括六必居、張小泉、同仁堂、陳李濟、玉堂醬園、王老吉、全聚德。

從對比中，我們看到，不僅現代公司進入中國比較晚，而且即使是傳統的商業企業，在過去的中國發展得也很艱難，能實現百年老店的中國企業很少。為什么傳統中國企業難以長壽？這對于我們判斷過去的商業環境、研習今天中國公司的投資價值，又有什么啟示呢？你也知道，公司能存續的壽命越短，其投資價值就越低，除非公司會被別人高價買走。

老字號玉堂醬園的故事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看看山東濟寧的老字號——玉堂醬園的故事。濟寧位于大運河邊，也是歷代漕運主要中心之一，所以，那里很早就集聚了許多來自蘇州以及江蘇其他地方的商人，他們對家鄉醬菜特別想念。于是，蘇州人戴玉堂就于清朝早期的1714年，在濟寧開了一家醬菜鋪子，就是玉堂醬園的前身。在戴玉堂離世后，醬鋪由兒子、后來由孫子經營管理，但在孫輩管理期間，經營出現困難并且債臺高筑，加上當地政府和地方惡少的訛詐威逼以及一些地痞找茬鬧事，戴玉堂的孫子輩想出售企業，但遲遲找不到買家。真是“富不過三代”的詛咒呀!

終于在1816年，由冷長連和孫玉庭出資1000兩銀子買下。當時，冷長連是濟寧精明的藥材商，他看重“姑蘇玉堂”這塊馳名京城的牌子，但又怕地痞惡棍、政府衙門的敲詐，擔心自己招架不住。于是，他找到時任兩江總督的大官孫玉庭，由冷家和孫家各占股一半、聯合經營，借孫玉庭的權勢保護企業。按照“賣店不賣字號”的協議，把店名由“姑蘇戴玉堂”改為“姑蘇玉堂”，又名玉堂醬園。

接手開始的二十年里,冷家和孫家的人直接管理玉堂醬園。后來，兩家達成協議，雙方親戚都不介入玉堂的管理，而是聘請第三方總經理，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就這樣，玉堂聘請了外部總經理梁圣銘。梁圣銘是18歲進玉堂的伙計,精明干練有魄力。在梁圣銘的苦心經營下，玉堂由一個小小的店鋪作坊發展為濟寧獨一無二的字號。梁圣銘病逝后，玉堂還聘用過其他幾位外部總經理，但由于太平天國等內亂不斷，19世紀玉堂醬園挑戰不斷。一直到1905年冷氏完全退出股本，由孫家獨家擁有、獨家經營，才把玉堂從泥潭中救出來。

由于玉堂醬園注重質量和口味，產品十分暢銷，規模和品種不斷擴大，生產的醬菜、酒類南北風味兼有，企業成長不錯。1886年，軍機大臣孫毓汶——孫玉庭的孫子——將玉堂“小菜”送進皇宮。慈禧太后品嘗后，連連稱贊：“真是京省馳名、味壓江南!”并命玉堂把醬菜當貢品，每年送進皇宮。1910年，玉堂的遠年醬油、什錦蘿卜等，在南京召開的“南洋勸業會”上獲優等獎章。1915年玉堂產品在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上榮獲金牌，包括萬國春酒、宴嘉賓酒、冰雪露酒、金波酒、醬油獲五塊金牌。

1949年后，經過公私合營，玉堂醬園成為濟寧市第一家國有企業。改革開放以后，玉堂由于體制僵化，管理混亂，曾一度陷入困境。1998年被國內貿易部授予“中華老字號”證書，1999年玉堂醬菜獲“山東名牌產品”稱號。就這樣，這個三百多年的老字號活下來了，成為中國七個最老企業之一。

聽到這里，你可能要問：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普通，跟其他千千萬萬傳統企業沒什么兩樣，為什么玉堂醬園可以活下三百年，而其他的家族企業卻不能呢?中間有什么秘訣呢？

這個案例的確很有意思，以至于世界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都專門研究過玉堂醬園，他的名著《大分流》至今還轟動中西方歷史學界。彭慕蘭就說：玉堂醬園有兩大股東及十幾家小股東，但都不參與生產經營，而是從伙計中選拔總經理，總經理不持有股權但掌管著玉堂的經營管理、人事、財務大權——這不是說明中國很早就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了嗎？為什么說中國傳統企業的發展落后于西方呢？也就是說，以前我們談到過，現代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約的組合體”，特點之一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而要使這些法律契約有效，就必須有可靠的法治環境，否則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就難以長久實現�？墒�，清朝中國沒有現代意義的法治，那么，玉堂醬園怎么能從18世紀持續到20世紀中期，然后還活到今天呢？

玉堂醬園背后的故事

玉堂醬園之所以能勝過千千萬萬傳統企業、能夠經久不衰，是因為它太特殊了!孫玉庭的家族從乾隆時期開始就高官不斷，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是山東濟寧周圍最強勢的望族，這使得孫家參與的交易和契約是別人所不敢違背的，使玉堂聘請的外部總經理不敢亂來，也使得孫家參與的商業項目倍受其他商人的青睞、大家都想加盟。

孫玉庭的父親孫擴圖在乾隆元年(1735年)考中舉人，任杭州府錢塘縣知縣，進入清朝權力精英階層。孫玉庭自己1775年中三甲第七名進士，1786年任山西河東道(相當于副省長)，嘉慶初年(1796年)升按察使(相當于省政法委書記)，歷任湖南、安徽、湖北省布政使(省財政廳長);1802年開始分別任廣西、廣東和云南的巡撫(相當于省長)以及云貴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在清朝，兩江總督是朝廷之外的最高任職;后來在道光年間，任大學士，直接參與朝廷決策。

他的長子孫善寶1807年考上舉人，做過刑部員外郎(刑部副司長)，最后官至江蘇巡撫。孫玉庭的第三兒子孫瑞珍，1823年考上進士，任職包括翰林官、戶部尚書(財政部長)等。

孫玉庭的孫輩之中，孫毓溎于1844年以一甲一名全國狀元考中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另一個孫子孫毓汶，也于1856年以全國一甲二名榜眼考上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國防部長)。曾孫孫楫，1852年的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京兆尹(相當于北京市長)。

所以，你看到，從18世紀中期開始，孫氏家族四世任官不斷，歷任清朝政要，祖孫三代官至一品，家門之盛是北方士族無與倫比的。因此，孫家企業跟國有企業的權威幾乎無別，無論在財產安全還是在契約安全上，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連跟孫家一起合伙的冷氏也只能是出資但未必有發言權。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企業的權勢背景很強硬，那么，即使整個社會沒有公平法治，甚至在人治的社會，企業的契約權益也不會被挑戰，對方違約的概率也很低，這樣的家族企業才能事業長青，可是，有幾個家族能像孫家那樣幾代都做高官呢?玉堂醬園是其他企業不能復制的。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歷史上能夠長期活下來的家族企業很少，也是為什么以前的家族企業會不惜代價讓子孫考進士，做官是讓家業活下去的重要保障。

關于玉堂醬園的另一個細節是，在孫家的各種文書和當地縣志府志中幾乎都不提孫家跟玉堂醬園的關系，社會上當然都知道玉堂的后面是孫家，但之所以他們不允許正式文書提到孫家的商業經營，就是因為作為儒家士人，言商經商顯得過于低下，是不能放在桌面上、陽光下的。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家族企業是商業的絕對主流。但如果家族里沒有人持續做高官，其企業只能小打小鬧、難以壯大，更難以成為百年老店，

搞科技創新這種長期投資就更是奢侈了。即使像孫家這樣在近兩個世紀中高官不斷，他們也未必能大刀闊斧發展商業勢力，因為儒家士人對商業的鄙視使他們始終不能正大光明地走出來。由此，你就能理解為什么在歷史上中國商業難以成為獨立的力量，其勢力更不能跟國家、家族攀比。

今天我們談到的要點是：第一，近代歷史上，中國的“百年老店”比德國、法國、美國少很多，尤其比日本少。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高度人治的環境下，你家里總要有人在做高官，否則你就無法保障家族企業的產權和契約利益的安全，各種委托代理關系和契約關系就不好應對，企業做不大、做不久。玉堂醬園這樣的成功案例太少，因為濟寧孫家這樣的世家太稀有。第二，儒家士人對商業的排斥，也使得商業組織難以走上獨立的正大光明之路，所以，商業組織在中國過去難以成為可與官權、家族力量攀比的第三方獨立勢力。第三，玉堂醬園和其背后的邏輯告訴我們，如果現代公司和其所需要的足夠獨立的法治環境不能建立，民營公司的長久持續能力就要打折扣，也會降低它們的長期投資價值。

（來源：經濟觀察報 本文作者陳志武為耶魯大學金融教授、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及馮氏基金講席教授，這是他在喜馬拉雅開的《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中的一講。轉載時需要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