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品智PLSC

作者/許小九

職業打假人，他們主動購買假冒、不合格產品，或是有各類技術型瑕疵的產品，然后通過舉報、訴訟或索要的形式，達成針對商家的懲罰性賠償。之所以叫職業打假人，在于打假，已經成為一種營生。

這個群體似乎總能找到有問題、有瑕疵的商品，并在各類法律法規當中，找到似乎有利于自己發起懲罰性索賠的依據。但在實際案例當中，分明又能看到那些肉眼可見的不合理，深感自己冤屈的商家，還有頻繁被職業打假人詢問乃至“騷擾”的監管部門。

至少，那些遭遇職業打假人的商家，很多時候其實對于自己究竟涉及了什么問題，幾乎都不了解。法律法規的不了解，各類風險預判的不熟悉，往往是很多商家的真實狀況。

職業打假人的存在是促進了社會一般零售消費的進步？還是只是針對商家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牟利？以及在那些真正促成一種服務得到改善，或是消費者權益得到保護的案例當中，職業打假人又起沒起到作用？

這是一場涉及商家權益、職業打假人利益、監管部門和司法體系的介入等多方構成的現象。

“20個騷擾電話集中在凌晨2點”

八月的上海，依然炎熱，張雅婷（化名）的過橋米線店里，也和店外一樣的燥熱。

「品智PLSC」見到張雅婷的時候，她穿著一件圍裙，左手拿著剛做好的外賣，右手拿著手機，聲音嘶啞，站在炙熱的太陽底下，幾乎要哭了出來。就在看到她的前一晚，張雅婷只睡了不到四個小時，一共接到了20來個騷擾電話。

而在一周前，張雅婷的店鋪頻繁遭遇差評，要么稱飯菜餿了，要么稱里面有蟲子頭發，“我覺得這事兒蹊蹺，兩三天里增加了十幾個差評，不像是普通買家給出的。”

她打電話過去詢問，但沒想到，這通電話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原來他們是一個團伙的！打了幾個電話過去，都稱給錢才刪差評，要不然，會繼續不停地寫差評。”回憶起那通電話，張雅婷憤懣道。

她報警了。

接下來的24小時里，這個團伙變換號碼給她打電話，因為要做外賣生意，張雅婷沒辦法拒絕接陌生來電。當天凌晨2點，她接到了20個一接通就掛斷的來電，這嚴重影響到了她的工作生活。

警方來到店里，留樣、取證。最終以作案團伙號碼變換頻繁難以追溯，以及金額不足立案標準為由，結束了調查。

但是，騷擾她的電話，還在持續撥進來。

走投無路的張雅婷，求助來她店里送外賣的騎手，拜托他們幫忙留意拿外賣的人員和場地信息。但這個團伙十分狡猾，過幾小時后才拿外賣單，外賣騎手同時要送多個單子，在不確定對方是否是敲詐人員的情況下，等待幾個小時，顯然是行不通的。騎手們直接拒絕了這個請求。

“今兒個他們（指騎手）這樣對我，以后他們遇事兒 ，我氣不過也不會去管他們！”張雅婷憤懣道。

張雅婷是個單親媽媽，這家店開業不到一年，全靠她和年邁的父母一起打理。12塊一碗米線，配菜比其他店20塊的都要多。她的小孩只有四歲多，平時就在店里的地上玩耍。店里貼心準備了肚兜和可愛的手機支架，墻上貼滿了五彩斑斕的問候標語和貼畫。

“我懷疑，這個團伙之前來過店里蹲點，發現我的現狀后（指單親媽媽身份），決定進行騷擾。”她有些痛苦的捂臉道。

“他要10倍的賠償”

一直在北京經營茶葉電商生意的劉偉（化名），正在給法官發消息，稱自己的銀行卡被凍結了，沒辦法生活。他答應賠付10萬元賠償金，但仍是不服氣的，打算申請走檢察院監督程序。

“10萬塊錢對我們家是很大的一筆錢。現在茶葉生意不好做，這幾年本來就虧本了，前兩年把老家房子賣了填補虧損，一家子男女老少擠在出租屋，為了節省房租，今年又搬到離小孩學校更遠的門頭溝。事實上，被法院凍結的那張卡里也沒多少錢了。”

劉偉在電話里和「品智PLSC」哽咽道：“我不服，「我的茶葉質量沒問題，為什么要賠這10萬塊錢」。”

42歲的劉偉，正處于小孩老人都要花錢的年紀。從2019年開始做茶葉生意，至今遇到類似案件有5起，基本上是以標簽瑕疵為由的職業打假行為。這些年，光在吃官司上，他就花了將近20萬元的費用。

商家打官司的成本，遠比職業打假人的多。

早在2021年，劉偉就遇到了職業打假，也是因為標簽瑕疵。他應訴且最終勝訴了，但是打官司前前后后一共花了5萬多，而敗訴的職業打假人只花了3000多元。

“他們做這行熟練了，相關法律法規都摸得透徹，不需請律師，只出個起訴費即可。而商家遇到這樣的事，不知所措，請律師是難免的。「就算贏了，我們大幾萬也花出去了」。”他表示：“毫不夸張地說，在北京賣茶圈子里，90%的朋友都曾遇到過職業打假。”

2024年1月份，一個收貨人姓名為李總的人在劉偉的淘寶店里，購買了5餅茶葉，共付款 10190.4 元。4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電話，稱有位名叫李想的人起訴他在售賣假冒偽劣產品，請他做好應訴準備。

在接到法院電話之前，這個李想從未跟劉偉聯系。

“接到法院電話時，我還以為是詐騙電話，連續接到幾次這個電話后，上網查證，才知道自己被起訴了。”劉偉回憶道。

在應訴之前，劉偉將茶葉樣品送到檢測機構進行檢測，結果顯示質量沒有問題，樣品品種年份與包裝上標明的一致。

幾經波折，他才知曉，對方告的是包裝上標明的生產廠家，與實際廠家不一致。

“我們也聯系了生產廠家，這個廠家是受品牌方委托生產茶葉的，品牌方公司早就注銷了，找不到人。為了規避不必要的麻煩，生產廠家不承認這是他們生產的。但實際上，是不是這個廠家生產的，我們玩茶的圈子都心知肚明。”

劉偉遇到的不是個例，河北保定的王芳（化名），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1月12日，王芳接到了自稱是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工作人員的電話，稱一位名叫李想的人，聲稱買到了她售賣的假冒偽劣茶葉，已經起訴，「調解費是貨物的十倍價錢」。

李想是誰，為什么要起訴自己？一個巨大的疑惑浮在腦中。

突然腦中閃過一件事，今年一月份，自己的淘寶店鋪賣出了5個茶葉餅，每餅2000元，一共是10000元。

“那人下單時很爽快的，「只問了是不是哪個茶廠生產的，確認之后也沒問其他的，就下單了」。當時我還挺意外的，因為這茶葉已經有幾年沒賣了，想著應該是了解茶葉的人才會買。”王芳回憶道。

同樣，在接到法院電話之前，王芳沒接觸到任何對方聲稱商品有問題的溝通。

「普洱茶等由于生產年份過久，溯源較難，成為了職業打假人的“眼中釘”」。蛋糕的裝飾品、保健品、化妝品分裝小樣、食品的批準碼、老人經營的商鋪等，都是職業打假的重災區。

一條已然形成的灰色產業鏈

2023年，一個職業打假人在上海向1372家餐飲店提出高額索賠，索賠理由是“無證拍黃瓜”。也就是餐廳常見的一道涼菜：拍黃瓜。

根據澎湃新聞的報道，之前“拍黃瓜”的爭議就不斷：有火鍋店因為賣“拍黃瓜”被重罰1萬元；之前“涼皮放黃瓜絲被罰”還上過熱搜；湖南株洲一對父子曾舉報當地飯館“拍黃瓜”竟然49次。

“拍黃瓜”成了“職業打假人”的“最愛”。拍黃瓜之前屬于食品監管中“冷食類食品、生食類食品”的特殊類目，需要辦理專門的食品安全許可，對餐館提出了擁有不低于5平方米的制作涼菜的專間等高門檻。所以，此前市場上出現的索賠案例，職業打假人對小飯館賣“拍黃瓜”是“一告一個準”，按照《食品安全法》，餐館可能面臨動輒數千乃至上萬元的重罰。

“拍黃瓜“處罰亂象不是個例。近年來，牟利目的的職業打假層出不窮，已形成灰色產業鏈。

職業打假人在購買某種產品后，會錄制詳細的開箱視頻，確認產品不符合標準后，直接起訴賣家。

“起訴之前，他們不會跟賣家聯絡，如果被賣家抓到了要錢的把柄，可能會被認定為敲詐。”鄺安杰說道。

鄺安杰是專注反職業打假的法律從業者。初中的他在一次偶然維權事件后，與不法商家較上了勁，購買任何商品都特別留意。大學畢業后，他在幫助消費者維權的過程中，發現了職業打假的市場亂象。

“最近幾年，職業打假的人明顯多了，絕大部分的職業打假行為是奔著牟利的。”發現這點后，鄺安杰開始著手做反職業打假的咨詢。

“職業打假成本低，網購十瓶藥品，如果沒有問題，可以退九瓶，自己只需承擔一瓶的費用。但如果有問題，商家就要賠償十瓶藥品的十倍價格。”「對于某些職業打假人而言，職業打假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百度貼吧、小紅書、微博......，到處都是職業打假人招募學員的消息，」除了這些，更多的是靠私人渠道販賣課程。

「職業打假人培訓價格從幾百到幾千不等」，教學生怎么精準找到目標商品、怎么寫訴訟書、怎么送檢以及如何利用法律條款。甚至，職業打假人可能有固定合作的鑒定機構。

“我發現一些職業打假人的檢測報告來來去去都是那個機構，不排除他們跟一些檢測機構達成長期合作的可能性。”鄺安杰說到。

浪費資源？伸張正義？

陳之強是職業打假人。在經歷了一場重大人生風波之后，他現在仍在做職業打假人。

出生于2003年的陳之強，被稱為中國年齡最小的職業打假人，他的職業打假生涯始于2019年，那年他才16歲。而后在2021年2月初(也即是陳之強剛剛成年的時候)，到2021年12月底，一年時間提起了800多場官司，獲賠10多萬元。

從初中開始，陳之強就對法律產生了興趣，還購買了法律書籍翻閱。2021年夏天，陳之強選擇自考本科，拿到了暨南大學教育學院錄取通知書，專業為“法學”。

但在2021年底，他的打假經歷不得不暫停。直到2023年中期開始，除了個人打假，陳之強也做起了“收徒”的業務，開設打假維權交流群，收取學費教授別人如何職業打假，最多的時候，同時有20多名學員。對于收徒，他不肯多說。理由是這有點涉及到“法律邊緣”了。

陳之強一直秉持的理念是自己在做正義的事情，順便賺點小錢，哪怕為此付出過代價。

陳之強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被問到未來五年規劃時，稱自己也沒想清楚未來五年的具體規劃，先在職業打假路上繼續走著，賺點錢再說，但是「現在法律法規在逐漸完善，打假也不好做，訴訟失敗的概率很大。」

2019年，16歲的陳之強看到了職業打假的“錢景良好”，放棄學業，首次打假。2024年，21歲的陳之強在職業打假路上，依然是一去不復返。

“打一次假是好事，打十次假不可能變成壞事。”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判決書當中的用語，常被陳之強引用。

而在另一邊，市場監管部門則苦不堪言。

除了上述提及發生在上海的案例，讓上海市場監管部門面臨“職業打假”案件的糾纏。職業打假的現象與市場監管部門的頻繁打交道，也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天津市東麗區市監局的披露，去年該局的政復議幾乎均為職業打假人申請。

“這么多年來，基層各種工作都是苦于應付。職業索賠人一紙投訴舉報，我們就要忙里忙外，擠占了大量的行政資源。”某市場執法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透露道。

“問題是他們的隊伍越來越壯大，我們的各項任務、職責也越來越多，人員卻沒有增加，形成強烈反差。”

職業打假人員沒有從市場執法監督部門得到滿意結果時，一般會向上級部門提起復議，一旦下了復議決定書，職業打假人不服的話，復議機關也要面對職業打假人的訴訟。

“職業索賠人是不管你人多人少，只要拿不到錢，就會纏訴，直到路的盡頭才死心。”

如若執法人員建議商家拿錢息事寧人，這正中某些職業打假人下懷，他們會立即申請以調解和撤訴方式結案。解決了短痛，但實際上難以真正實現對不法商家的威懾，「反而職業打假人會蜂擁而至，后面的投訴舉報只會越來越多」，坑越來越大，浪費的資源也越來越多。

“職業舉報主要瞄準易搜索發現、門檻低、危害小的領域，「而對于真正需要打假的售假窩點、重大安全違法行為，卻不會打、不愿打、不敢打」。這不是制度設計的初衷，違背了公平公正。”相關執法人員透露道。

“應該拿起法律武器，而非私下和解”

決定打官司之前，行政執法人員跟王芳建議與職業打假人私了：“調解的價格可以談，要不然打官司也要花大幾萬塊錢。”

“我不服，茶葉質量沒有問題，為什么要賠錢。就算打官司要付很多律師費，我也要堅持到底。”王芳憤懣道。

她最后勝訴了，法院判決書是這樣寫的“經查公開的裁判信息，李想已經多次向人民法院提起同類訴訟以獲取懲罰性賠償。「李想購買該茶葉是有規劃的，持續性的牟利行為，本案所涉茶葉不再屬于李想為’生活消費所需’購買商品，其權力行使與誠實信用原則相悖。」”

做茶葉生意的劉偉卻沒勝訴。一審敗訴，二審勝訴，三審敗訴。他打算發起復議，已經將王芳勝訴的判決依據提交給法院，希望有新的突破。

商戶該不該賠、該怎么賠，司法界是有爭議的。近年來，在司法實踐中，不將職業索賠者簡單定義為“消費者”，已慢慢成為共識。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

江西上饒的胡女士，最近也收到了法院的通知，疑似被職業打假人起訴。在輾轉幾個不眠之夜后，她走進了律師事務所。律師建議她不要走調解程序，做好應訴的準備。

“當商家遇到職業打假時，我更希望他們走法律途徑而不是私下解決。私下解決的話，打假人繼續打假，商家繼續賣這款商品，市場行為并沒有得到規范。”鄺安杰說道。

某市場監管部門人員表示，案件引到政府部門、引到法律途徑后，商家會得到更全面的指導，市場監管部門對經營者持謹慎包容的態度，根據“輕微違法首違不罰”原則，「在面對不影響商品質量的標簽瑕疵問題，商家首次被舉報一般不會被處罰。」

為什么可以一直存在職業打假人？

澎湃新聞主筆沈彬認為，“職業打假人”能興風作浪，背后的原因很復雜。

首先，現行的不少法律規定過于原則、籠統，和現實的經營環境有一定的脫節，這讓很多“職業舉報人”打著法律的幌子實施敲詐。像“涼皮里面放黃瓜絲”本身就不宜適用《食品安全法》當中有關“冷食類食品”的特殊監管規定。這需要進一步細化執法標準和流程。

其次，個別執法機關沒有精準把握“輕微違法首違不罰”、過罰相當等的原則性規定，機械套用法律，甚至為了減輕工作壓力，建議商家與職業打假人和解，讓他們有機可乘。

最后，社會對于“職業打假人”負面影響，沒有形成廣泛共識，不少人還是相信“職業打假人”的所謂“積極作用”，導致執法部門難以下決心果斷處置。

鄺安杰碰到的反職業打假案例中，有一大半是不影響食品安全的標簽瑕疵，比如批準號沒更新，純凈水當礦泉水上架。

「由于知識水平有限，大部分商家不知道這是觸犯法律條款的」。

“職業打假一種市場行為，市場行為也需要規范。”在采訪的最后，鄺安杰低聲道。

誰是贏家？

張雅婷的店鋪最近一直顯示在打烊中，她打算跟不法團隊私了。“沒辦法，做不了生意，人也睡不好，接到電話就像驚弓之鳥，精神萎靡不振得很。”因為店鋪打烊，父母帶小孩回了老家。只有她自己單獨面對接下來發生的事兒。

王芳沒有繼續從事茶葉生意了。2019年，她已經在家帶娃3年，意識到全職家庭主婦與社會脫節的后果后，基于對茶文化的興趣，開始著手做茶葉生意。遇到這件事后，她又陸陸續續遇到其他職業打假人。

“有一次，一個買家聲稱要辦酒席，詢問能不能把一個茶餅分裝成幾十份，我當時就意識到分裝是三無產品，這個人大概率是職業打假人。后面又遇到很多這樣的人，太麻煩了，我就沒干了，現在又回到在家帶娃的狀態，沒辦法，再看看有沒有其他增加收入的路子吧。”

剛入職市場監管部門的王小明（化名），在行政復議的壓力和對商家的同理心之間搖擺不定，咨詢某市監論壇時，他生出辭職的想法。

陳之強作為職業打假人，現在認為自己做的授課，也未必是完全正當的收入行為。但從他內心感受來說，至少比之前通過職業打假掙來的錢要安全。

一次次的“打假”，誰又是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