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TCL集團的董事長李東生是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在赴京參會之前，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公開征集議案，同時提交了有關稅制改革的議案，主要內容是建議取消教育附加費、堤圍費等行政性收費和城鄉建設稅，他的微博“粉絲”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里從零增加到58萬。

　　此刻在北京的“兩會”上，企業家代表問政會成為一道熱鬧的風景線。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其中，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于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為什么中國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答應其實是明顯的：如果沒有獲得捕鼠的特權，再高效的捕鼠機都無法工作。而特權在誰之手?政府也。

　　費正清的這一發現在中外學界似乎是個公見。法國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在《世界史綱》中就很簡捷地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對任意征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而中國歷史學者王亞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也斷定，“秦漢以后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鉆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前些年，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王毅在《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中給出了同樣的結論：“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環境對于中國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規定。”

　　如果是所謂的“根本性規定”，那么，對于當今數以百萬計的工商業者其實就要直面一個問題：你愿不愿意去改變這種“根本性規定”。而這一命題，也正是本輪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

　　曾幾何時，中國商人階層有沒有嘗試著從官僚政治的托庇中擺脫出來?答案是肯定的。

　　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權的羸弱，商人們變得異常活躍，具有中央銀行性質的中國銀行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個以江蘇和浙江留學生為主力的金融家集團，這就是著名的江浙財團，他們控制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商業運行，特別是在金融業形成了足以與中央政權抗衡的獨立力量。法國學者白吉爾曾評論說，“那些企業家，都是擯棄舊觀念、倡導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們對中國社會現代化所作的貢獻，與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謂是一珠雙璧——盡管他們沒有象后者那樣的慷慨激昂。”她還說，“民族企業家與激進的知識分子相比，顯得較為實際，與保守的官僚相比，又顯得較為開放。”

　　進入1978年之后，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間資本集團的崛起，而擺脫管制，爭取更大的商業自由，一直是改革的主題。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發生在1984年的“松綁”新聞，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省的55位廠長向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投書——《請給我們松綁》，文內呼吁，“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于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為此，我們懷揣冒昧，大膽地向你們伸手要權。”“松綁新聞”是中國企業改革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3月24日一度被命名為“中國企業家活動日”，而1984年則被看成是“中國企業的元年”。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開始的十多年中，是一個經濟權力不斷下放和自由化的過程，因而也成就了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改革時光。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在那個重大的歷史時刻，很多工商業者認為，制度環境終于得到了根本性的變化，“捕鼠的特權”正在渙散，歷史宿命宣告終結。迄今，很多人記得那時的興奮與憧憬。

　　然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們重新思考“費正清的困惑”，心情依然是沉重的，因為，“捕鼠的特權”仍然沒有消失。近年以來，“國進民退”的浪潮席卷而至，產業壟斷更為堅固，對于每一個在中國市場從事商業活動的人來說，最大的贏利模式，仍然不是去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我們仍然要呼喚“松綁”。

　　讓人欣喜的是，與1984年相比，當今的改革環境和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民間資本的總量非昔日可比，有產者的人群之眾成蔚然之勢，國民經濟的發展對民間資本和智慧依賴度日漸提高，若以兩千年而論，從來沒有一個時期的工商階層象今天這樣的蓬勃、富有和擁有力量，可謂“千年之一大變”。

　　不過，從來沒有一次特權的釋放是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民間階層的覺醒與爭取，自是變革發生的根本動源。當今的工商階層——無論是稱之為“商人階層”還是“企業家階層”——都必須從理性和制度的層面上思考自己的命運，思考有所作為的策略。以我淺見，有組織、不依附、結同盟，求獨立，或是可以采用的十二字策略。

　　有組織：中國工商階層有悠久的組織化傳統，從明清商幫的會館到民國的商會都是自主、獨立的商人組織模式，均可借鑒，而來自于西方的NGO模式更應被廣泛推廣，若無組織，再富有的人群仍是沒有力量的，仍然如錢穆所謂，是一個“平鋪的社會”。

　　不依附：這涉及到階層自覺的命題，以追逐利潤為職業目的的企業家階層最容易受到利益的誘惑，在關鍵時刻被分解和利用，這一教訓在192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初期曾經發生過，所以，作為當代的新興企業家，與政治保持獨立之距離，不依附，不阿諛，不試圖從行政壟斷中分一杯羹，卻是艱難而必須的決定。

　　結同盟：商人階層與平民階層、知識階層——特別是與后一階層的——對立與撕裂，是中國歷史上一再發生的悲劇，在今天，我們仍然擔憂地看到重演的可能，“富二代”這一名詞的出現便足以證明這種對立思維的潛在——其責任不在公眾，而在商人階層自身。企業家們必須清晰地知道，他們不可能單獨地成為一股力量，而必須與工人、農民、學生以及知識分子達成良性的合作，才可能共同推進改革的進步。

　　求獨立：這里的“獨立”當然是指產業經營的獨立，所有企業家都應該抓住任何一次周期性的機遇，努力推動壟斷行業 —— 特別是能源產業和金融產業的市場化改造。

　　有組織、不依附、結同盟，求獨立——以此改變自己，進而改變中國。只有工商業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國這塊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制造出最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機。費正清已經沒有機會看到這一景象了，希望我們有這樣的幸運。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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