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解放碑重百外觀舊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重百老商場）
　　
　　（二十一世紀，解放碑重百外觀新貌）

　　解放之初，物資供應依然成問題，成立國營公司保障供應成為當務之急；

　　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使得原本已經構筑好的商貿體系，在風雨中成長；

　　改革開放帶來的春風，吹走了憑票供應的體制，更使重慶商貿誕生了第一家上市企業。

　　60載風雨，60年崢嶸歲月，從有了上頓想下頓，到打造長江上游購物之都，重慶商貿發展的帷幕正在緩緩拉開。

　　大米一天兩價
　　建立國營公司保供應

　　1949年11月30日凌晨，蔣介石從林園官邸乘車往白市驛機場逃往成都。當日下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所部第11、12、47軍的五個營進入重慶市區，重慶解放。雖然翻身當了主人，但米、面、布等生活必需品卻仍不能保證。

　　“解放前，重慶沒有國營公司，解放后，像米、面、油這些物資還是掌握在私人手中，當時這些物資又非常緊缺，握有物資的‘老板’們就漫天要價，上午2500元/斤（當時貨幣，下同），下午可能就漲到3000元/斤，雖然是大城市但不一定能買到米。”作為重慶商貿發展的見證人，已經82歲的張昌禮仍然記憶猶新。“我正好大學畢業，賣米就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然而，張昌禮的第一份工作也來得非常不易。“新中國成立初期為解決市場混亂，物價飛漲，我們主要解決兩件大事。首先就是要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商業體制，其次就是舊商業的改造。”曾任市二商業局局長的朋吉德回憶，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1950年2月，在如今的棉花街附近，重慶市國營零售公司成立了。

　　“那時候我在零售公司的陜西路商店賣米，我們賣的米是國家調撥的，所以價格相對便宜，1000元/斤。”雖然價格便宜，但由于購買人實在太多，張昌禮在賣米之前都要問一句，“你家幾口人，這樣我們才能按人數估算。”按計劃供應、按計劃銷售，新的社會主義商業體制——計劃經濟的雛形就這樣建立了。

　　而對舊商業的改造，則不得不提及現如今的重百。1950年5月1日，在寶元通百貨公司重慶分支機構基礎上，成立了西南區百貨公司門市部，標志著重百大樓建店。至此，重百不僅成為我市第一家國營百貨商店，寶元通也因此成為我國第一家由私營轉向國營的民族資本商業企業，我市商貿領域的破舊之路由此開篇。

　　直到1957年，重慶私營商店改造基本完成。“成立了92家大的國營公司，8000多人并入國營企業；合作商店達到134個，1.7萬多人獲得了職位。但還是保留了部分個體經營。”朋吉德認為，正是通過統購統銷、加工訂貨等措施，把80%以上的商品掌握在國營公司，以進行有計劃的調節，安定人心、穩定社會。

　　三八紅旗手
　　進京見到毛主席

　　在體制建設完成后的第二年——1958年，重慶商貿史上書下了濃重的一筆。

　　這一年全國大辦工業。“當時潮流是男工女商，重百于是抽調男職工支援工業生產，全店女子化。”于是，西南區百貨公司更名為“重慶三八百貨商店”。由于男職工的抽調，“三八商店”人員不足，丁竹英便從針織批發部抽調過來。

　　對于那段歲月，丁竹英雖然記憶猶新，但不太愿意向別人提及，只是不住的說，我只是干了自己該干的事。

　　而曾在二商業局紀檢部門工作過的謝會吉，卻對丁竹英贊不絕口。“那時候我們都才20多歲，她肯干得很。”在謝會吉的記憶里，雖然那時候物資緊張，但“三八商店”的營業員從來沒有給她臉色看，反而一到“三八商店”，營業員們都笑臉相迎，有時候還要倒上茶水，而不管你買不買東西，都熱情的打招呼。

　　“有時候去買東西，當時沒有貨，丁竹英都會把我們需要的商品記下來，并抄好我們的地址，等到貨的時候，她總是抽休息時間把貨送到我們手上。”像這樣的待遇，不僅謝會吉享受到了，當時話劇團的陳新（音）也享受到了。

　　提及送貨的事，丁竹英也只是笑笑，“市中區好多地方我都熟悉得很。”老人質樸的語言透露出了工作的艱辛。

　　當然，“三八商店”員工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了應有的回報。丁竹英就是代表之一，她不僅被評為了全國三八紅旗手，還被多次評為全國勞模。

　　而讓丁竹英最高興的是，她參加“全國先進工作者、生產者勞模大會”時，第一次來到了首都北京，并見到了毛主席。雖然沒有和毛主席說上話，但丁竹英在領獎時，腳一直在抖。

　　除了見到毛主席，丁竹英說，雖然工作辛苦，但當她穿著工作服坐公交車時，市民主動讓座，“再辛苦都值得”。

　　籌集物資
　　小姑娘一年200天奔波在外

　　雖然“三八商店”全國聞名，在1958年的群英會上，該店被評為“全國十大商店”。但朋吉德說，這仍然不是重慶商貿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歲月。“那時候連最基本的供應都成問題。那時候修房子腳手架都是用楠竹搭建，但重慶楠竹太少，只得到湖南運，但根本不能隨便運，每根竹子的分配都要經過批準。”

　　“文化大革命時，糧食最少的時候只有10多天的庫存。”朋吉德稱，正是由于物資緊張，那時的重慶也發生過“海盜”事件，“當時有一艘運了2300多頭豬的船在望江廠附近的河段被劫持了。”以至于以后，運送物資的車輛大多由軍車運、護送。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重慶商貿必須改變。朋吉德記得那是1978年11月，經市委批準，一商業局頒布了《關于在重慶百貨商店擴大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試點意見》，此時崗位責任制就提上了重百的議事日程。

　　改革開放第一年，重百又被四川省列為17家改革試點企業，進一步擴大企業經營、財務、人事方面的自主權。也是這一年，鐘世榮第一次拿到7.9元（人民幣，下同）獎金。

　　雖然7.9元錢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可能也就一碗牛肉面，但在上世紀70年代末，這不僅是一筆巨資，更有劃時代的意義。“工資只有38塊，每5年才加一次，而獎金一詞根本沒有聽說過。”已經從重百江北商場經理退休下來的鐘世榮，回憶起第一次領到的7.9元，嗓音突然提高了。

　　“那時候雖然規定有營業時間，但大家為了多創銷售收入，賣針織的還兼職賣起了面包。早上7點，我們就拿起面包在重百門口賣。下午下了班，還要在門口擺攤賣圍巾、手套這些東西。”然而，東西雖然好賣，但要進貨卻并非想象中容易。

　　轉眼到了上世紀80年代，二十出頭的鐘世榮當上了組長，這時她要開始到外地拿貨。“當時市場已經逐步放開，我們可以走出去拿貨，但物資緊缺，很多東西沒有。比如說毛毯都是緊缺物資。”

　　回憶起當初跑貨源的歲月，鐘世榮眼圈有些紅了。“那時我們一年至少有200天在外。一次，我和同事去牡丹江拿毛毯，毛毯廠的廠長是東北人，喜歡喝酒，一天要喝三四頓。”為和廠長套近乎，原本滴酒不沾的鐘世榮，不得不端起酒杯往嘴里倒，“喝了兩三天，廠長看到兩個女娃娃很耿直，就批了一千條毛毯。”而按當時的規則，組長頂多拿到一百條，要拿到一千條毛毯，非得經理級別人物出馬才行。“那時，看到廠長批的條子，我和同事高興得抱頭大哭。”

　　改制上市
　　重慶有了第一個上市商業公司

　　雖然崗位責任制、工資與績效掛鉤從一定程度上帶動了重慶商貿的發展，但真正促使重慶商貿更上一層樓的則是企業改制上市。

　　那是1992年，經批準，重百實行了股份制改造，向社會募集資金。1993年，重慶百貨大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掛牌，重百的管理體制正式從傳統轉向現代。“當時我們基本是全員持股，少則一千多股，多則上萬股。”現任重百百貨經營分公司經理段平稱。股份制的施行，讓每個職工都明白，自己實實在在成了企業出資人，利益與企業發展休戚相關。　

　　1996年7月2日，已完成公司體制改革的重百在上海成功上市，成為重慶市唯一商業上市公司。 這一天，重百員工手中的股票從1.5元/股漲到了9塊多。重百的這次成功改制搶在了國內同行的第一步，此后，很多在當時沒有實行公司體制改革的國有商業企業相繼消失，因為公司管理結構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環境，或被重組、或破產。

　　而此時，重慶商貿流通業正悄然迎來了發展的又一個春天。新世紀百貨、太平洋百貨、家樂福一系列商場、超市的開業，極大的促進了重慶商貿的發展。

　　在這些巨頭搶灘重慶前，重百似乎已嗅到了“火藥味”，提前布局搶點。

　　1994年12月18日，重百首家子公司在重百北碚商場成功開業，連鎖發展第一步邁出。段平回憶，之所以選擇北碚，是因為事先進行了調研，“當時北碚有好幾個儀表廠，效益都不錯，再加上幾所大學，北碚人均消費水平比較高。另一個重要原因，還未通高速的北碚，市民當時進城購物，單面一趟至少得1個半小時。”

　　開業當天，營業面積僅2000平方米的重百北碚店，營業額近80萬元。“記得當時北碚商場開業，我讓老伴去重百買件新衣準備過年穿，老伴那歡喜勁，足足在重百逛了6個小時。”在天府煤礦上班的徐師傅回憶。北碚商場成功開業，江北、九龍坡、南坪分店相繼開辦。1998年12月18日，重百沙坪商場成功開業，標志著重百在主城五大商貿中心區完成網點布局。就這樣，重百奠定了主城五大商圈的基礎。

　　從公私合營到計劃經濟時代，到改制上市，從7000平方米、年營業額2億元，到去年銷售額實現73.8億元，從一個店到現在的120多家店——重百，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以來重慶商業風云變幻的興衰沉浮。
　　（重慶時報 記者羅薛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