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我國的CPI已經達到了5.1%，對如此高漲的物價的成因社會各界的分析主要認為是自然災害、農產品生產成本的上升、投機資本的炒作等原因，但筆者認為還存在著制度性與技術性的因素。

　　從制度性因素來說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

　　第一，中央政府規定的城市“菜籃子”工程的市長負責制20多年來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落實，各地城市的“形象工程”和“土地財政”侵蝕了菜地應有的保有量和菜田建設的資金投入。另一方面，在生鮮農產品城市銷售渠道的確立上沒有將連鎖化的超級市場作為主要的流通終端形式，而是將農貿市場改造成標準化菜場讓其擔當“菜籃子”工程主要的銷售終端。要知道城市標準化菜場的改造與建設只能成為城市政府解決城市居民買菜難和一些菜場“臟亂差”等管理提升等短時期問題，但不能解決零售終端規模化地對接農戶和農業的問題，不能解決“菜”的食品安全追索問題，由于菜場經營的小攤檔重復性品種高的特性（據調查一般農貿市場的蔬菜攤檔的品種重復率高達80%左右，效率極低）使得菜場的實際經營效益提高趕不上業主租賃費（以前城市公建配套的菜場已失去了公益性的要求，而成為一些單位和個人“食利”性經營的工具）的提高，市場一有風吹草動，菜場往往成為菜價高漲的“領漲區”。再之，由于菜場經營者的個體經營者特性當政府對市場進行調控之時，“菜場”將成為這種調控的盲區。

　　世界城市包括中國福州、威海兩城市生鮮農產品流通的實踐告訴我們，城市生鮮農產品流通主導的零售形式是連鎖超市，這是因為，第一，這種現代的商業業態可規模化對接農業包括“小農業”；第二，“農超對接”的流通方式符合生鮮農產品產品本身要求的渠道短、環節少的鮮度要求與價格控制要求；第三，組織化程度高的連鎖超市對生鮮農產品的安全控制；第四，符合城市化進程中現代化城市的形象、衛生與安居的要求。連鎖超市是否能逐步取代菜場成為城市生鮮農產品銷售的主要流通形式，一取決于連鎖超市本身的社會責任與經營能力，二取決于政府政策性支持導向的制度性因素。

　　第二，投機資本在這一輪物價上漲中的炒作沒有能得到責任性規模化企業組織的制衡，而這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織要求。目前在中國主要農產品的生產與流通中還沒有出現集生產、加工、儲存、配送、批發與零售的規模性企業組織，從流通組織來說大規模企業主要集中在零售領域，而這些大規模零售組織缺乏政府導向性支持政策向生產、加工、儲存和批發領域發展，一些已經向這些領域發展的零售組織也是服務于企業內部業務沒有能承擔起制衡投資資本炒作和物價上漲的大區域市場和全國市場的實力。這也是當政府要干預物價上漲時缺乏大規模企業組織依靠力量的制度性因素。

　　再從技術性因素上來看，流通效率低導致農產品最終銷售價格高企的分析以前一直被忽視的。就蔬菜而言從產品離開田頭進入流通開始直至到消費者碗里損耗率一般超過30%，如此高的損耗率使得“菜籃子”的主要產品蔬菜的流通成本在勞動力成本和運輸成本等不斷上漲的作用下居高不下。降低蔬菜的損耗率必須提高流通的效率，而流通效率提高的技術方向是提高蔬菜流通的加工率和技術含量，使蔬菜從散裝菜向包裝菜發展，從粗菜向精菜發展，從常溫物流向冷鏈物流發展。蔬菜的流通包裝化可降低由于散裝蔬菜銷售導致的損耗率在10%左右，而蔬菜的精菜化可提高消費者蔬菜的入鍋率也在10%左右，蔬菜的冷鏈物流可降低損耗率在20%左右（安全性提高并可成倍地延長鮮度）。

　　蔬菜流通的“三化”不僅僅是降低了損耗率，在城市社會中的綜合效益也非常的巨大，第一，可使超市銷售蔬菜得到大規模的推廣，包裝蔬菜的自選化銷售可節省大量的勞動力成本；第二，包裝蔬菜實際的銷售率高于散裝蔬菜，損耗菜與廢棄菜的垃圾物運輸的減少就等于提高了蔬菜運輸的有效率而降低了運輸成本；第三，蔬菜流通和消費者加工過程中的損耗菜、廢棄菜所產生的城市垃圾污物大大減少，而這些城市垃圾污物在田間采摘和加工過程中則會轉化為菜田的綠肥或雞鴨牲畜飼養的飼料，綜合收益可觀。包裝菜和精菜的銷售價格形式上會高于散裝菜，但由于消費者最終蔬菜入鍋率的提高，蔬菜的性價比提高了，實際菜價并沒有提高，而蔬菜食用的安全性提高了，社會效益提高了，消費者的最終利益也是提高的。為實施蔬菜流通的技術性方向，加強對消費者的教育改變消費者買菜的傳統習慣是城市實施“菜籃子”工程的一項艱巨的任務。

　　保持農產品物價的穩定，堅持培育大規模農產品生產流通企業組織，堅持城市生鮮農產品超市終端銷售的主導方向應成為政府制度性的政策導向。提高蔬菜流通的包裝化與精菜化應是平抑城市生鮮農產品價格的技術性方向。
　　（作者：顧國建　作者為上海商學院教授、上海連鎖經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