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去年春節你是怎么度過的嗎？

武漢人民被隔離，整個中國陷入恐懼，無數人一邊看春晚，一邊刷著關于疫情令人揪心的消息。

而今年，沒有大規模的全民遷徙、沒有齊刷刷的舉家團聚，這注定又是一個不尋常的春節。

因為防疫要求，過去一個月，很多人經歷了反復的糾結、猶豫，甚至哭著退了票，選擇就地過年。交通運輸部預計，今年春運客流比2019年下降六成多，和去年相比，近1.11億人沒有買回家的車票，29 個省市發了倡議書留人。

不回家過年，無疑是個艱難的決定。盡管許多人年輕時的想法，是躲開那個走親戚、被催婚、除了吃吃喝喝也沒太多意思的春節，但回家過年，依然像呼吸和喝水一樣自然。

“不回家”的數字背后是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剛過去的年三十晚上，他們有的在被隔離，有的仍堅持在工作崗位，更多的則是躲在出租屋里度過再平常不過的一天。

36氪采訪了多位就地過年的“打工人”，這其中有孤獨、有心酸，更有對生活的無限溫柔和熱情。下面是他們的故事：

央企員工克虜伯 ，28歲 ，北京， “家就像那個1，沒了它，所有的打拼將失去意義”

被決定就地過年的過程，就像是“溫水煮青蛙”。

作為一家央企的員工，盡管山東老家的防疫政策已經放寬，不再要求居家隔離14天，但應單位政策要求，20多年來克虜伯第一次要在異鄉過春節了。

內心中，理性一直在和僥幸作斗爭。看了那么多的新聞，理性總是告訴克虜伯“你是不可能回去的”。但又總是心存僥幸：“萬一有機會呢。”票沒舍得退，核酸檢測預約沒舍得退，克虜伯內心一直在期盼一個奇跡，總感覺能回去。

直到臘月二十，克虜伯知道沒有奇跡了，就像中國足球一樣。下午接到單位通知后，他夜里12點給家里人發了條消息：“今年回不去了。”

“特意選擇在這個時間點發，是怕父母夜里睡不著。”克虜伯說，他也怕母親一個視頻過來自己繃不住。

接受就地過年這個過程，也是政策不斷試錯和糾錯的過程。先是國家衛健委一刀切的政策引來怨聲載道，后期又不斷調整，再到最后明確指出“各地防疫政策不得擅自加碼”，政策層面徹底沒了返鄉阻礙。但由于工作特殊，克虜伯只能選擇“以大局為重”。

克虜伯自認為是一個有家國情懷的游子，但這次才知道，內心裝的最多的還是家。“‘回家’就像是那個‘1’，如果沒了它，那所有的打拼將失去可以承載這一切意義的根基，失去了打拼的動力。”

去年武漢疫情時，克虜伯沒有征求父母意見擅自決定奔赴武漢一線支援，兩個月的時間，他見過了人間冷暖，“當時想過萬一自己被感染了，最對不起的還是父母”。

今年過年不回家，克虜伯的父親倒是想得開，不斷發微信開導克虜伯，“每天都在看新聞聯播，早就做了我不回家的打算，叮囑我一人在外也要好好過年；母親也寄了自己做的果子，總是怕我沒得吃；哥寄了一些海鮮，知道我在北京沾點魚腥不容易。”

越是不回家，克虜伯越想把年過好。好幾年不想買新衣服的他專門買了一套新衣裳，準備留著初一再穿。在十幾平米的出租屋，他還特意買了一對燈籠、一副對聯掛在門上，以往每年春節，跟父親一起寫對聯都是克虜伯最享受的時刻，他把這視作“跟父親最親密的對話時刻”。

克虜伯貼在出租屋的春聯

年夜飯克虜伯在自己的小出租屋里吃的一人火鍋，兩盤羊肉、一盤蝦。看著春晚，沒敢跟爸媽開視頻，他只在好友群里號召大家給他發紅包，安慰下這個就地過年的“苦命人”。

“盡力在模仿，但也只能是徒有其表吧。”克虜伯說，過年中嗅覺感受特別重要，彌漫在周身各種各樣的味道讓人覺著這才是“年味兒”。如今，他只能從回憶中提取這些味道。

縱然再接下來的一年里，每個月都有機會回家，克虜伯也依然覺得那不是“過年回家”，“自己浪費了一個和父母過年的機會，錯過就是錯過。”

但克虜伯也沒閑著，春節假期他都被安排多天要值班，除夕一大早他就發配出去拍攝視頻，“挺好的，希望自己能忙碌起來。”

外賣員沈飛， 50歲 ，上海，為還債做滬漂

春節前兩周，上海黃浦區昭通路小區確診3例新冠肺炎病例，被列為中風險區域。有了去年春節期間的抗議經驗，身在黃浦區浙江中路支隊、常常往昭通路小區送餐的外賣員沈飛很快意識到，形勢再次嚴峻起來。

突發的新疫情又一次打亂了他的回鄉計劃，他不得不退掉了去年12月份就預定好、原定今年2月1日返鄉的車票。“原本以為今年鐵定能回，和女兒打了包票，但還是讓她失望了”，談到不能陪年僅9歲的女兒過年，沈飛臉上遺憾，但很克制：“孩子當時大哭了一場，我和她媽媽保證我3月份一定回去看她。”這已是他來上海的第三年，第二次沒能回家過春節。

今年50歲的沈飛，很重視這個一家人一年一度的團圓機會。但在生活的重壓之下，他只能選擇抑制自己的鄉愁。

沈飛是河南洛陽人，來上海前，他曾在家鄉附近的縣城張羅了一家婚紗影樓店面。原本經營得不錯，但很快因為盲目投資，生意逐漸脫離軌道，欠下了近百萬外債。

生意失敗對沈飛生活的改變是巨大的。為了填補虧空，他賣掉了在老家的房子，補上了大半欠款，但房子賣了，妻女不得不回妻子娘家湖北生活，而兒子則和自己老母親留在了洛陽，由姐姐和弟弟幫忙照顧。沈飛坦言，賣房子，在老家人的觀念里，是個不得了的事情，少不了要被鄰里議論；再加上，催債的電話一通又一通，弄得他神經緊張：“當時我已經開始抑郁了，催債的人甚至天天給你親戚朋友打電話”，他義無反顧的離開了家鄉。

和所有初來乍到的外地人一樣，沈飛剛來上海時，也走過不少彎路。他印象最深的是去一家貨運公司做押運員的經歷，待了一段時間，花幾百元錢辦了押運證，但沒有領到一分錢工資，身上帶的錢也花光了，走投無路之下，他選擇了送外賣。

最初的半年，因為不熟悉上海的路線，他每個月的工資只有4000元左右，但他沒有氣餒，早上7點就出發熟悉路線，9點和同事一起參加早會，三年多堅持下來，如今他的工資基本每月可以上萬元，工作時間也固定在早上10點到晚上8點。

這次春節，留在上海待命的外賣員們也拿到了一定的補貼和跑單獎勵。提到這些，他臉上逐漸有了笑容：“這些辛苦沒白費，也算是能減輕一些負擔了。”

年輕人在大都市可以很快打入新的社交圈子，但獨在異鄉的中年男人，緩解孤獨的方式要安靜和便宜很多。

沈飛在藍騎士春晚上彈奏吉他

沈飛閑暇時就去上海的歷史故居和景點逛一逛，并在公眾號“送著外賣走上海”上記錄自己的感想，或在頭條號上傳視頻。雖然他粉絲不多，閱讀量也寥寥，但記錄和分享可以給人帶來慰藉。

他還很喜歡在送餐路上聽一聽喜馬拉雅免費的《中西哲學啟蒙課》。“這個課從最初的人類起源，講到現代生活，從西方哲學，講到東方的道家、法家，這樣一步步聽下來，好像能讓我脫離一會兒現實。”沈飛說。

這個遭遇了種種變故的中年男人，就這樣在上海獲得了新的生活。他還開始主動和外賣員伙伴們交流和合作。

今年春節，沈飛憑著自己曾開婚紗影樓店的經驗，主動籌辦了第一次藍騎士春晚，舉辦地是上海市中心群居房的天臺。臨近春節時，沈飛和同事們利用工作之余不多的時間籌備節目，“每天合唱時都很賣力”。

沈飛相信，外賣員不單有眼前的茍且，也有歡樂和夢想。“我50歲了，但我的人生還在發生很大的變化。來上海讓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也從原來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在新的工作中獲得了希望。”

滴滴司機張忠直， 54歲，成都，“我回不了家，但希望讓更多的人回家”

這已經是滴滴司機張忠直獨自在外的第二個春節了。2019年，53歲的他從安徽當地的國企內退，跟朋友來到了成都當起了快車司機，一干就是兩年。

這是一段不太愉快的開始。在國企最后的幾年，張忠直發現自己越來越吃力，越來越年輕的同事，越來越機械化的工作設備，讓他萌生了退意。他也短暫做過一陣子凈水器代理生意，但因為資金要求高，推銷難度大，沒有經驗的他很快就賠上了二三十萬，給退休生活蒙上陰影。

2019年9月，無路可退的張忠直選擇離開安徽老家，在成都成為一名滴滴司機。可剛開沒兩個月，就趕上新冠疫情爆發。

那個除夕夜張忠直是在路上度過的，甚至都沒有在出租房吃上一口飯。“（當天）路上沒什么人，也沒單子，但就是不想呆在屋里。”

今年因為防疫的要求，張忠直還是沒有選擇回家，春節前一個月，妻子就問過他“今年春節要不要回來”，張忠直說“想著春節多跑跑單子，多賺點錢，拿到獎勵”。除夕夜三天前，妻子深夜又發來一通視頻詢問，他狠了狠心，說不回去了，掛了電話就在被窩抹眼淚。

2021年這個除夕張忠直還要在路上度過，年夜飯也吃不上。但他決定在除夕出車結束后，打開地圖找找家鄉，雖然看不到夜景，但也有份特殊的浪漫。

離開國企后，張忠直給家里在安徽老家市中心買了套房子，為了來成都當滴滴司機又買了輛新車，算上之前做代理賠掉的幾十萬，他每個月要還小一萬的貸款，不允許自己放松和偷懶。

過去一年張忠直幾乎每個月都是車隊里收入第一，但刨除貸款和各種油費保險費用，一萬多的月收入也幾乎不剩下什么。“每天都是十幾個小時的跑，有時只有平臺強制的6小時休息時間會停下來睡一會。”因為住在城鄉結合部，張忠直回出租屋睡的時間不多，大多時候就是在車上湊活一宿，“回去就要空車，劃不來。”

今年9月，安徽老家的房貸就要還完了，張忠直期待著明年春節他能回家，多陪陪80多歲的父母。

互聯網大廠情侶，25歲，杭州， 兩人的第一個異地新年

小月和小武是一對情侶，他倆都就職于互聯網大廠，今年都選擇了留在杭州過年。

小月的父母意外地有些欣喜：“我家遠，在黑龍江，春節往返坐飛機要花6000塊，聽到我不回家，我爸媽瞬間覺得替我省了一大筆。”這份有些笨拙的關心，多少令她哭笑不得。也因為小月一年能利用假期回家三到四次，父母也就不強求春節的相聚了。

另一個更隱秘的原因是，很長一段時間里，小月和父親之間都有一個“心結”：她覺得父親不能理解自己對事業和自由的追求，而父親覺得小月的現狀不符合他對女兒的規劃。

對小月來說，留在杭州過年也是個不錯的選擇——這座城市已經承載了她和男友小武許多的感情和回憶。

95后小月來杭州已經八個年頭，大學四年、工作四年，杭州幾乎已經成了她第二故鄉。初到杭州時，她十分不習慣這里長達幾個月的梅雨天氣，體驗到什么叫做“江浙滬”曬不干棉被。而老家東北總是常備暖具，在冬日里還能穿上厚厚的棉鞋，日子十分愜意。

但如今，情況倒置了。回到東北時，小月已經忍受不了那里干冷的氣候。她也逐漸習慣了在杭州的購物商場添置新衣服，按吊牌的原價格買衣服。過去在東北，她往往會去當地的批發市場購買，總是跟老板砍價。

小月與小武兩人如今已談婚論嫁，小武不僅是她的愛人，也將成為她的家人。他們正計劃在杭州買房，由于新房限購，第一次搖號沒有成功，小武打算年后再試一次。

談及不能回家過春節，家在長春的小武也很平靜。他來杭州前曾是留學生，在韓國待了四年，幾乎沒怎么回過家，父母習慣了，而他本人也早就習慣了在異鄉生活和過節。

二人的社交圈子也固定在了杭州。小月透露：“在老家的朋友都是七、八年沒見了，杭州的朋友從大學到現在都一直聯系著，這次春節也約著一起過，各出幾個菜，飯后一起打牌或者打游戲。”

小月小武家的年夜飯

對于生活在東北的長輩來說，小輩不回家過春節似乎也是一種常態。小月坦言：“東北經濟缺乏活力，年輕人口外流很嚴重，大家不是都說嘛，東北的年輕人遍布天下，連三亞都很多。”

至于長假期怎么過，他倆有了初步規劃：先和朋友吃一頓年夜飯，第二天去電影院看等了兩年的《唐人街探案3》，再去蹦個迪，還打算去上海的迪士尼樂園游玩。

不過二人比較隨性。“如果排不上隊就在家宅著看電視打游戲，也完全沒有問題。”小月甚至還打算過年期間主動加幾天班，她剛換工作不久，想利用這段時間“補補課”。

這對情侶也沒有為過年購置多少東西，年貨是在家附近盒馬買的，對聯是小月公司發的，完全是新新人類的做派。

這是小武和小月來到杭州后，第二年沒有回家過春節。上一次是去年，被疫情限制。他們開始習慣就地過春節，安家后，這很可能也將是未來的樣子。

(文中克虜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