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時代財經

撰文/王瑩嶺

“松了口氣。”進入六月，袁姐幾乎和淄博其他的燒烤店主一樣，緊繃的神經終于得以放松下來。不過，連續兩個月連軸轉積累的勞累，也在最近爆發了。她患上了支氣管炎，已經連續輸液了一個星期，手上密密麻麻布滿了7個針眼。

袁姐是東北人，在淄博開燒烤店已十余年，說起話來依舊保持著東北人特有的語速和幽默，只是嗓音有些沙啞，還夾雜著氣聲，讓她顯得有些虛弱。

6月11日，當天是周日，店里客人不多，她索性輸完液后就在家休息，“報復性”地睡了一整天，放在前兩個月，這絕對是天方夜譚。

經歷了“暴風驟雨”后又歸于平靜，袁姐感到有些疲憊，動了轉讓店鋪的念頭。但直到6月23日，店鋪依然沒有轉讓出去，之前詢問的人也沒有下文。

6月以來，淄博熱度開始降溫。

回望前三個月，和燒烤沾邊的淄博人被突然襲來的暴風驟雨般的流量席卷，疲憊、勞累、連軸轉，不過，好在賺到了錢，但也有人反而被影響了生意，一邊失意，一邊艱難地尋求改變。

流量退去后，有人覺得前途光明，也有人為未來擔憂；有人希望流量持續，也有人希望回歸平靜。

“不過一個多月，差距天壤之別”

袁姐40多歲，干活麻利，走起路來風風火火。她的燒烤店距離山東理工大學僅200米，離“第一網紅”牧羊村燒烤總店也只有一公里。進可吸納牧羊村承接不下的游客，退可吸引周圍的大學生們，用她的話說，這個店址“客源穩定，位置絕佳”。

六月之后，“進淄趕烤”的游客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減少，袁姐店里的主力軍又變回了大學生們，營業額從高峰時期的一天3萬，降至了一天1萬左右。

6月12日下午5點過，距離營業時間開始已有一個多小時，室內的十幾桌和露天的30桌都還未坐滿。

下午6點，室外的燒烤桌還未坐滿，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不過，在袁姐眼里，這不是淄博燒烤“涼了”，只是在逐漸“恢復正常”。“其實每年五一淄博燒烤都會火一陣子，硬著頭皮熬一熬就過去了。但沒想到今年來得這么早，要熬這么久，戰線太長了。”

對她來說，前段時間因為游客井噴帶來的長時間高壓工作，讓她像一條緊繃的橡皮筋，隨時會斷裂、崩潰，“這不是健康的常態”。

燒烤正在降溫，除了燒烤店主，另一群人或許有更清的晰感受。

高福天（化名）也是東北人，他的的小餅廠在淄博已經開了28年，為淄博的300多家燒烤店供貨。“燒烤店經營得好不好，看他們拿幾包小餅就知道”，一天能消耗多少包小餅，是高福天心中燒烤店熱度的“晴雨表”，可謂“燒烤冷暖，小餅先知”。

作為淄博燒烤“靈魂”般的存在，小餅在爆紅時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周邊，無論是在淄博本地還是在電商平臺都供不應求，4月底，在淘寶上的搜索量暴漲3000%。

當時，燒烤店主往往要“求著”高福天，前來排隊搶貨車在廠房外停滿，只有老客戶才能拿到足量的小餅，“其他人的話，要10筐最多能給5筐。”

為滿足需求，小餅廠里的四條生產線連軸轉了兩個月，24小時不停歇，他和妻子還在廠房旁邊用集裝箱多蓋了一間臨時的值班室，將近兩個月沒有回家。

高福天廠里的生產線，一小時能生產2500包，一包6個餅，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隨之，越來越多人嗅到了小餅的商機，紛紛入局，“以前做小餅的只有三四家，現在光生產線都有100多臺了。”

一邊是燒烤需求降溫，一邊是小餅廠家的井噴，到了5月中旬，高福天漸漸感到小餅開始供過于求，廠家們開始“內卷”，小餅價格從巔峰時期的兩三元一包，降到了現在的一元多一包。

進入6月，高福天賣掉了其中兩條舊生產線，開工時間也改成了上午半天。供貨名單上，燒烤店從300多家降至150家。這三個月，高福天仿佛在經歷一場心態的極端考驗，4月、5月生產的小餅數量趕上往年一年，兩個月的利潤也沖上100萬，“這樣的盛況百年難遇”。而又在6月驟降，“6月的利潤或許不到10萬”。

經歷了“暴風驟雨”后又歸于平靜，袁姐和高福天都感到有些疲憊，最近動了轉讓店鋪、轉讓廠房的念頭。

高福天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將近60歲了，這行太辛苦了，不想干了。”四月底，曾有人出350萬想盤下他的廠房，他沒有同意。但到了現在，他想以150萬轉讓廠房，都鮮有人出價了，“不過一個多月，差距天壤之別。”

袁姐則是一方面為了自己和丈夫的身體考慮，打算休息一段時間，另一方面也想回老家陪伴即將高三的兒子。6月初，她將轉讓店鋪的視頻發在短視頻平臺上，“想著能轉就轉，不能轉就只能接著干下去。”

發布視頻的兩天后，她接到了來自某中介平臺工作人員的電話，讓她趕緊把轉讓信息發布到中介平臺上，若在平臺上轉讓成功了需要交1200元的中介費。

“熱度可能只能持續到一個暑假，過后就會降下來。”“要轉就趕緊轉，到了秋天冬天，淄博燒烤會‘一地雞毛’”“新開了多少家就會黃多少家，到時候就轉不掉了。”……聽到中介這樣反復強調和催促，袁姐雖然知道可能是中介的“話術”，但也免不了緊張起來。

時代財經查詢發現，目前，在該中介平臺上，僅淄博市張店區內正在轉讓的燒烤店就多達320家，大多數都是在5月中旬、六月后發布的。

平臺上鮮有的在4月份發布的轉讓信息，原因是“干不動了”。

“距離30年老店還有29年11個月”

“你家還有位置嗎？”

“你家人多不多，要排隊嗎？”

“能不能幫我們留個位置，我們馬上過去。”

回憶起爆火的巔峰時期，袁姐每天要接上百個這樣的電話。她的燒烤店每天下午4點才開始營業，但往往還沒到中午12點，桌子就早早被游客占滿。

因為開在大學附近，大學生們本是袁姐店里的主要客源，她和大學生們有個群聊，那段時間她常在群里回復學生們，“這段時間先別來啦，讓外地人先吃。”

袁姐為人本來熱情，但在高壓狀態下，她感覺自己也開始有些焦躁，“每天面對烏泱泱的人，要回答上百種各式各樣的問題，比如‘老板，這個調料是生的還是熟的’‘老板這個蔥還要烤嗎’。……”

袁姐感到匪夷所思，“不就一個燒烤嗎，怎么就這么火了？”

但辛苦也是值得的。袁姐計算，在3月15日到5月15日這段“巔峰時期”內，夫妻倆賺了大約四五十萬。每天熬夜到凌晨3、4點，第二天早上9點又起床籌備營業，她說，這是“用命”換來的辛苦錢。

和袁姐同樣感到匪夷所思的還有八大局市場的商家。

“八大局”市場形成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因當年的財政局、教育局、衛生局、農業局等淄博市政府八個局委在此辦公而得名，是一個自發形成的便民農貿市場。

在當地人眼里，八大局只是再普通不過的菜市場，肉、菜、水果、海鮮、小吃都售賣，誰也說不清八大局為什么被“網紅”的標簽席卷。或許是游客們想來體驗原汁原味的淄博煙火氣，或許是被網紅鏡頭下誠信經營的商家們吸引，總之，從3月底開始，八大局成為游客們來到淄博，除了燒烤店的必去之地，也成為被推上風口浪尖的“魔幻”景點。

游客在八大局市場門口合影，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最“魔幻”的景象是，在八大局爆紅后，原本的菜市場被游客擠得水泄不通。“老顧客進不來，游客又不會買”，賣豆腐、賣蘑菇、賣拌菜、賣海鮮的商鋪都紛紛無奈轉型，或轉讓店鋪，或自己改行做紫米餅、炒鍋餅、牛奶棒等小吃。

許多店鋪從4月開始甚至已經經歷了多次改行，在許多本地人眼里，八大局似乎是“一天一個樣”。

“這個十年老店是賣海鮮的剛轉行的”“這個店離三十年老店還有29年11個月。”……走在八大局的路上，有不少紫米餅的“十年老店”，還有炒鍋餅的“三十年老店”，但本地人高洋（化名）一眼就能認出。

網紅紫米餅，由豆腐坊改行而來，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高洋家住在八大局附近，以前，騎著電動車去八大局買菜是她的日常，“火了之后，人都擠不進去，更別提車了。”高洋的孩子在八大局北門的一所幼兒園上學，原本穿過八大局是接送孩子的必經之路，在八大局爆火之后，每次也都要繞遠路。

高洋孩子就讀的幼兒園就在八大局外，為防止人流沖撞孩子們，校門外圍起了圍欄，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即使這樣，高洋還是欣慰于淄博這座寶藏小城終于被更多人看見了，唯一讓她感到遺憾的，是八大局市場內大部分的無奈轉型。

其中就有鄭麗（化名）的店。現在，鄭麗的包子鋪開在八大局南門入口的第三家店，紅彤彤的招牌嶄新又顯眼。

站在店外，看著疊放堆高的蒸屜、成排放好的兩個豆漿機，仿佛和一般的早餐店沒有兩樣。但是走進店內，墻上沒有摳干凈的英文字母、被鏡子包圍的柱子、被推到墻邊的前臺柜臺、漆黑的鏡面墻面，都時時刻刻提醒著，這里本是一個理發店。店內原本的桌椅、鏡子都被撤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煤氣罐、冰箱、食材原料。

原本寬敞的店面內堆滿了做包子的廚具，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鄭麗的理發店在八大局開了17年，顧客都是附近的居民，八大局的很多商鋪老板也是她的常客。今年3月底，她突然感到“不對勁了”，涌入八大局的游客越來越多，老顧客們都擠不進來，賣菜的人也漸漸沒有了。

“游客怎么會來這里剪頭發呢？”生意開始下滑，有時只有零星的游客來店里洗頭，從3月底到4月底，營業額不如以往的十分之一。

鄭麗店面的正對面，是整個八大局最火的兩家店，一家紫米餅，一家炒鍋餅，即使熱度下降后，還有不少游客排隊，爆火之時更是圍得水泄不通。每天守著空無一人的店面，又看著對面店鋪的人山人海，“心里太不平衡了。”

臨近五一，鄭麗原來的顧客看上了她店面的絕佳位置，提出租用她的店鋪賣包子，連續一個月生意慘淡的鄭麗答應了。但不到半個月后，顧客就和鄭麗出現了嫌隙，他不再想支付高額租金，想繞過鄭麗直接和房東聯系。最后的結果是，顧客“談崩”，帶著所有的設備搬離了鄭麗的店，但房東后知后覺地給鄭麗漲了2萬租金，“本來4萬一年，漲到了6萬。”

房租漲了，鄭麗更回不了老本行了，她只好接下顧客的攤子，“八大局怎么就火了，感覺真是天翻地覆，太累了，如果讓我選擇，我肯定不會選擇賣包子。”

在鄭麗看來，八大局的大部分商鋪都做好了流量退去后就回歸本行的打算，“大家都還是想回歸本行，回歸從前的生活。當然，那些高價接手店鋪、新開店的老板除外。”

“只能繼續堅持，至少到暑假、國慶節”

事實上，早在淄博燒烤爆火的十幾年前，就涌入了像袁姐、高福天一樣的外地人，在淄博以燒烤為生、扎根。

在來到淄博以前，袁姐也在老家黑龍江雞西做著燒烤，只是當地消費水平有限，一年到頭掙到的和花出去的錢基本持平，剛好夠維持一家人生活。

十幾年前，在朋友的介紹下，袁姐夫婦倆來到淄博“掘金”，兒子留在家中交給奶奶撫養。在燒烤爆火前，袁姐夫婦倆一個月有時就已經能賺10萬元，最高的時候還曾達到17萬。在袁姐看來，放棄陪伴兒子是為了給他更好的生活。

但常年陪伴的缺失，也讓袁姐和兒子的感情逐漸淡漠。被問到和兒子的關系怎么樣，袁姐說“不怎么樣，關系好的話我就不這么著急了。”

和與兒子的關系相反，袁姐常常能和來燒烤店的大學生們打成一片。站在路邊，常有學生認出她、和她打招呼；學生們來店里就像回家，自己招呼自己，有時還能自己烤串；甚至在爆火時期，各家燒烤店都面臨著招工難題，袁姐只要在群里發一句“誰來幫姐干兩天活”，就立刻會有大學生響應。

但面對兒子，她能得到最多的回應是“別絮叨了，別磨嘰了”“媽，我要買東西，給我錢”。

如今，兒子即將步入高三，袁姐認為這是他人生的關鍵時期，她希望兒子能考上哈爾濱的一所警官學校，“他現在的成績是努努力可能有希望的水平，如果很好或者很差，我都不會這么著急。如果這時候再不使把勁，我可能會后悔一輩子。”

這也是袁姐決定轉讓店鋪的重要原因。發布轉讓視頻的第三天，袁姐接到了第一個咨詢電話，藏不住的笑容立刻在臉上咧開，她如數家珍地報出店里的面積、租金、每日的營業額、店內員工數量等等，并一再邀約對方來店里考察。

淄博燒烤爆火后，越來越多的人帶著“掘金”的希望涌入淄博的燒烤行業。天眼查顯示，僅3月份就新增了197家燒烤企業，接近2022年全年新增的燒烤企業470家的一半。

有人早早地分到了蛋糕，但也有人的入局姍姍來遲。李夢在五一之后才后知后覺地想擠進炙手可熱的燒烤行業，投入了4萬元，盤下了八大局東門外的一間店面，這里原本是一棟十幾年都無人使用的爛尾樓，只有一樓有幾家洗車店和門窗店，二樓以上在夜幕中顯得漆黑，但和李夢同批入局的店主們，很快把這里打造成了一排燒烤街。

李夢的店被夾在一排燒烤店的尾端，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原以為靠近八大局就是靠近了流量密碼，但沒想到等到五月中下旬籌備完開業，游客已經減少了大半，李夢的店夾在十幾家店的末尾，更鮮有游客經過。只在剛開業的前幾天，有翻臺現象，后來客人寥寥無幾。

被問到接下來打算如何，李夢說“只能繼續堅持，至少要堅持到暑假、國慶節再看看”。

鄭麗和李夢一樣，雖然八大局的游客正在減少，但她看著自己新買的滿屋子設備，有些進退兩難，也打算至少要堅持到國慶，“我還要多做一些品種，明天要推出小龍蝦口味的包子。”

如果成功轉讓，回家陪兒子渡過關鍵期后，袁姐和丈夫還是打算再回到淄博重新開始，“以后還是要回來繼續賺錢的，淄博是個好地方。”

來來去去的人不計其數，但淄博依舊承載著希望。

從“五一”開始，27歲的淄博本地主播阿哲每日都會前往牧羊村燒烤門口直播，將手機鏡頭對準牧羊村的門店招牌，用一口標準的播音腔，不時回答著觀眾們的問題。即使直播間人數從“五一”高峰時的2萬人，掉落到了如今的兩位數，但作為本地人，他還是對淄博充滿希冀和自豪。

他身后的背包里有一個筆記本，手寫了一整本他的“導游詞”功課，還摘抄了一篇文章，只要有人問到“淄博會火到什么時候？”他就會念出文章的觀點，“淄博會一直火，從星星之火燎原成熊熊大火，最后火遍全山東，火遍全中國，火遍全世界……”

阿哲的筆記本里摘抄的文章《淄博會火到什么時候？》，時代財經王瑩嶺攝